根据西北局1941年6月16日《抗战四年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一文统计：陕甘宁边区1937年征收公粮13800石；1938年征收公粮18000石；1939年征收公粮52000石；1940年征收公粮97000石。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书面报告《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边区人民特别是边区直属的延安市和延安、延长、安定（后改为子长）、延川、志丹、安塞、固临、甘泉、鄜县九县一市的人民，倾其所有，完成了加征公粮的艰巨任务。延安和边区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为边区克服财政经济的困难局面，度过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最为困难的时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奠定了边区掀起更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实现丰衣足食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