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一样，日本的高中生毕业前也得有一次凤凰涅槃般的煎熬——考大学。2016年日本语文考试的古文试题选的是中国一位叫卢文弨的先生所著《抱经堂文集》里的名文，从词义、语法、虚词用法、读解等考起。

　　考后专家的意见一致：出题没超出高中语文的范围，意思是说，不冷门。

　　而中国出身的俺在读罢试卷之后，却觉得冷门得近乎冷酷。说实话，俺不仅不知卢文弨为何世何时何地何人不算，居然还把此公大名中的“弨”望文生义地念成了“昭”。

　　卢文弨（1717-1795年），清朝人，人称“抱经先生”。年轻时“过五关斩六将”，轻舟似的过了科举考试的关，然后在由皇上监考的殿试中得了进士的铜牌——探花，从此一路顺风顺水。卢文弨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清史稿·卢文弨传》中说：“文弨历主江、浙各书院讲席，以经术导士，江浙士子多信从之，学术为之一变。”

　　有着一千五百年辉煌历史的科举，不仅曾在中国，且在朝鲜半岛、越南等地都是选拔人才的公正合理的路径，可说是任人唯贤的豪举。所以，由科举而被抬举出来的都属科班正路子，大多是那时代的栋梁。

　　进士卢文弨进了翰林院，从此，拿着小板凳坐在政治中心的边上，修书撰史，起草诏书，为皇室成员侍读等，可说是阁老重臣以至地方官员的踏脚石。而就他个人的兴趣来说，更青睐古籍的搜集整理、校勘和出版，这是很冷门的一个领域。不过，戴震、段玉裁等一批大学问家，则是他的挚友。

　　也许正因为如此，进入仕途的卢文弨，还记着差不多同时出仕却又早早润出的文学家袁枚，在民间那么逍遥自在，而自己犹如被蚕丝捆着动弹不了。于是，在五十岁“知天命”那一年，他便借口照顾母亲而申请回归故里，从此致力于学问，有《抱经堂文集》问世。同时，当然也有时间去藏书甚丰的袁枚那里借书了，这让袁枚又惊又喜。有袁枚留下的诗为证：“他人借书借而已，君来借书我辄喜。”

　　看官，大凡藏书均为自己所爱、所用，辛辛苦苦收藏的书被不费吹灰之力的人借去，心里总会有点不快，而袁枚为何这么高兴呢？原因就在于卢文弨几乎可说有职业病似的能从书中检出错字、纠正误植，精准如沙里淘金，或者稻糠中扬出米粒一样。

　　不过，同为科班命运不同，袁枚大名远扬中外，至今未衰；卢文弨却湮没在故纸堆里，专家以外知晓甚少。然而，就是这位科班出身的大学问家，竟然为一个野路子的撰文显示了自己的大惊失色。有一天，他从友人处借到了一本邻国“无名竖子”撰著的《七经孟子考文》，读后深觉可惊又可叹，羡慕嫉妒恨。为啥？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有志于要把悠久的古典文化中已经错了位、失了神的经典重新考证、校对再增补一番，以还其本来面貌；但是，竟被这位日本“野路子”书家抢了先，让他这位科班的脸往哪儿放？

　　这“野路子”究竟何许人也？他叫山井鼎。山井鼎在学问上很鼎，甚至鼎得能让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也收入了他的这部著作。其实他不过是个“无名竖子”，无名得不知何年出生，只能推测大概生于1680至1690年间，卒于1728年，先后师从过大儒伊藤东涯和荻生徂来，此后在收藏汉文经典丰富的足利学校对所藏之书做校勘工作。

　　且问，这穷乡僻壤的乡村学校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古籍？长话短说吧，造了金阁寺的将军与明朝做生意时，出口的是金银铜和日本刀，而买回来的都是四书五经、山水画、陶瓷器之类。因为对中华文化，那是一个文人、武士都张着大嘴说“想要，想要”的时代。

　　这足利学校就是为了让武将不仅武，更得文才开设的。其国宝级的重要文物如宋本《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文选》《周易注疏》等至今躺在那里岁月静好，让中华文化在他国闪烁光华。

　　山井鼎就是在这环境里著述了让卢文弨惊叹不已的《七经孟子考文》一书。七经，即《易经》《尚书》《诗》《左传》《礼记》《论语》《孝经》，外加《孟子》。多少年来，堆在积满了灰尘、蜘蛛网的破仓库里的祖宗财产，被这位野路子搬出来重新记录、修整、梳理了一遍。所以，卢文弨竖起了大拇指。

　　不过，大家毕竟是大家，海纳百川，心胸宽阔。他敬佩之余，还热心地在其所著《抱经堂文集》第七卷里，写了两篇介绍《七经孟子考文》来肯定山井鼎的学术价值：“有考异，有补阙，有补脱，有正误……”盛赞邻国保存完好的唐以来相传的古本及宋刻本。

　　卢文弨和山井鼎，一个是正经八百的科班，另一个是连出生年月都无从查考的“野路子”，然而却是同行，有着共通的意愿和理想，就如李商隐的诗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所描绘的境界一样。他们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承继者、守护者。

　　此后，受了刺激的卢文弨也发愤对《十三经注疏》进行考证和校勘，却未竟大业，死后由弟子承继遗志才完成。我猜想，清末民初淘金般蜂拥到岛国淘旧书的热潮，估计也与卢文弨或者这本《七经孟子考文》有点藕断丝连吧？但也仅仅是猜想而已。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