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在读高三。每日睁开眼就似上膛的子弹，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战场，扑通一声扎入题海里不得自拔，天空是模糊的，前路是模糊的，心里也是模糊的。只知道低头赶路，等着高考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大街上偶尔会飘来任贤齐温暖有磁性的声音：“……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没有时间哭也没有理由笑。老娘开玩笑说，整天板着个脸，你这么不爱笑，以后去当法官吧。于是，去上了政法大学。那时，西安的天很蓝云很白。那时，我就像江流儿刚刚被认作御弟，即将踏上西去取经的长路。

　　第一堂民法课，老师讲了一个案例，据说是每届必讲的案例。读法律一学期的孙子过年回家，问奶奶有没有结婚证，奶奶说没有。孙子说，没有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奶奶气得举起拐杖就打：“我和你爷爷结婚六十年了，你个兔崽子才学了几天法律，回来说我是非法同居，看我不打死你！”案例讲完大家都笑了，老师没笑。二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老师很郑重地对我们说，“不管以后你们从事哪一类法律职业，请记住，千万不要成为‘讼棍’”。那时，政法图书馆前的造型是一本宪法。那时，我对法律的感知，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来到了海边，那一片海天一色，那一片茫茫无边，既向往又畏惧。

　　那一年，我在学校的法律服务中心做秘书。秉持着“以我所学，服务社会”的社团宗旨，以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揣着半吊子法律常识，跟着学哥学姐们上街进行法律援助。一位阿姨说：“我儿子不管我。”我说：“告他。”一位大叔说：“邻居欠我800块，几年了都不还。”我说：“告他。”我不知道来咨询的人后来有没有去“告”，但我很担心，老师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以后不让我上街了。那时，我似乎只懂得直拳出击、以法律之名正面硬刚。那时，我就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孙猴子，法律是我手里的铁棒，以为铁棒在手，天下无敌，师傅的嘱咐早扔到了九霄云外。

　　那一年，是我在基层工作的第十年，分管司法工作的第十年，孙猴子的铁棒藏在耳朵里快生锈了。所谓说百姓话，做百姓事，我似乎已经快忘了法学院的那些名词解释，我也有些年头没鼓动别人去“告”了。辖区有矛盾纠纷了，我会先和他们拉家常，和张大哥从天气说到收成，和李婶子从村东头的小沟渠说到村西头的大黄狗，和王大爷从早上的酸菜稀饭说到下午的洋芋蒸面……似乎是闲谈，但我已“侦查”清楚案情，也把准了当事人各方的脉络，一次次分头做工作，再帮他们算算人情账、经济账和法律账，直至他们一肚子的怨气消了，火气没了，问题解决了。那时我不再板着脸做事，嬉笑怒骂间又化解了一起矛盾纠纷。那时，面对来访群众的“控诉”，我顶多是敲敲法律他老人家的门，但不会让老爷子手里的鞭子落下来。那时，我是“依法治区普法先进工作者”。那时，我还没有加入公检法的队伍。

　　那一年，还没有微信、抖音、公众号，《人民的名义》还没有播出，我还是检察队伍的新兵。身着检察蓝，腰板笔直地上街宣传。一位卖菜大爷看着手里密密麻麻印满字的宣传单问：“检察院都检查啥？我看你们穿的这蓝短袖，是不是在街上收秤的？”我滴个乖乖，大爷是把我引以为傲的检察蓝当成城管制服了吧？原来公诉席上的挥斥方遒、慷慨激昂，在“不犯事”的普通群众那里基本是无感，就像将大唐引以为傲的老唐被问及“东土大唐是哪里的土啊？啊？啊！”那时，检察院在大多数人眼中似乎是神秘而不知所以的，虽然谁都会把“公检法”连着说，但我们既没有警察110那样家喻户晓的“名气”，也没有法官一把法槌定乾坤的“牛气”。虽然那时，我已经重新操起了“法言法语”，磨亮了铁棒，收拾了几个妖魔鬼怪。

　　那一年，虽然“两反”已经转隶，但侯亮平的影响力还在持续，检察院在老百姓眼里已不再“神秘莫测”。刑事检察持续做优做强，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让社会对检察院有了新的认识，更多的未成年人群体接触到了检察人，一些原本“信访不信法”的人选择到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人的形象更加深入民心，老百姓渐渐知道，原来公安办案、法院审判都要受到检察院的监督，原来上至空气污染、下至河道采砂，大至冤假错案翻查、小至父不教子不孝，检察人都能管。那年，我9岁的孩子在作文里写，长大了“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惩恶扬善，打击黑恶势力，争取让老百姓过上舒适的日子……”朋友圈里有人评论，这是妥妥的“检察二代”，我很骄傲这个称呼。没有“官一代”的爸爸，也没有“富一代”的爸爸，但他有每日耳濡目染的检察官妈妈。那时，我在公诉席上已站了七年多，检察蓝是最飒的装扮，法言法语是庭审中的标配。手握法律的皮鞭，心里却时时想起十年基层经历中的民情民意、民心民愿。皮鞭抽打在身上容易，但留下的疤痕却很难抹去。我不断警醒自己，刑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每一个法律人都应当有一张父亲的脸，威严的背后是良善的用心。作为司法者，要让刑法的“父性”和“母爱”相得益彰。

　　那一年，孩子已上初中，对检察职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家庭日常对话是这样的：“妈妈，如果有人偷了一辆自行车，能判几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定罪量刑不是仅靠你说的这点条件就能定的，你又忘了？你先告诉我他多大了？够不够刑事责任年龄？他有没有精神类疾病？自行车价值多少？放在哪里被偷的？采取什么手段偷的？他以前有没有前科劣迹？这次有没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被害人是不是特殊人群？他有没有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有没有取得谅解？是全额赔偿还是部分赔偿……”

　　“妈妈，每次你这样问的时候，样子好帅啊！”

　　“妈妈，我们班上最近老有人丢东西，你能不能给破破案？”

　　“妈妈，街上很多小孩子骑小黄车（共享电动车），你们赶紧给交警队说一说。”

　　……

　　在少年眼里，检察官就是无所不能的“大神”。

　　这一年，是从事刑检工作的第十一个年头。少捕慎诉慎押已经成了刑事司法政策；“你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是萦绕耳边的紧箍咒语；宽严相济、“三个效果”统一已经在办案中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一年，检察视角已遍及社会生活更多更广更深的方方面面，打击犯罪、守护公平正义、守护绿水青山、守护未来的你、守护未来的我们、守护舌尖上、脚底下、邮包中、银行卡上的安全。这一年，上街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大爷大妈们对检察院已经不再陌生。这一年，周深一曲《我的答案》唱得人热血沸腾，“或许我燃这一生追光逐焰，日复一日只为延星火点点，法者治之端我守最后一线，你寻的答案如今可有看见……”

　　是的，从懵懵懂懂蹚入法律的河流，到一身正气着我检察蓝，无论疾恶如仇地高举铁棒，还是如我在诉的检察自觉，此生为契只为濯一方清白天地。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怀一颗赤子之心，还是那个“善恶分明、不甘平庸、心怀烂漫、热烈赤诚”的少年。

　　（作者：段俊波单位：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