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兔年，年画满街，至今依然琳琅满目。年画在华夏史上有过很多名称，如“纸画”“花纸”“画张”“卫抹子”“斗方”等，直到清代才出现“年画”这个名词。其实，过年贴年画的习俗在华夏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
最初时，年画始于贴门神。东汉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正月一日，绘二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战国时，《山海经》也有同样的记载。明代前后，门神变成了秦叔宝和尉迟恭。《西游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唐太宗生了病，夜里做梦听到鬼叫，无法安寝。第二天告诉群臣后，开国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全副披挂、仗剑执锏，在宫门守卫了一通宵。这一夜唐太宗睡得很好。为了以后睡觉都能安宁，又不忍心老将夜夜侍立，他就命画师画了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人的像，悬挂在宫门两边。久而久之，秦、尉两人就成了门神。这是门神画成为年画的最初形式之一。
农历腊月廿三是祭祀灶君的传统节日。灶君，全称为“东厨司命九灵元王定福神君”，又有灶神、灶王、灶爷等称谓。在民间传说中，灶君除掌管饮食之外，还兼具考察人家善恶行径的职责，深受民间敬重。
华夏地域辽阔，关于祭灶习俗，南北有诸多不同，就连祭灶的日子也有“官三民四船五”的说法，祭祀用品更是多种多样，尽显地方特色。但有一点南北相同，就是张贴印有灶君神像的年画。
宋代是古代华夏社会的顶峰期，城市人口发展速度非常快。唐代全国10万户以上的城市仅有十多个，而到宋代增加到三四十个，北宋京都汴梁（今开封市）人口在百万以上。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的，是市民对市民文化的需求量迅速增长。从华夏绘画史上看，宋代的风俗画特别发达。这可能与许多画家为了满足民间需要，开始大量创作喜庆吉祥画不无关系。宋代民间兴起对绘画的欣赏热潮，据说与宋代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有些关系。一次赵匡胤看画院收藏的字画时，问管理人员这些字画留着干什么用。管理人员说：“以奉人主尔。”是专门留着给你看的。赵匡胤说：“留着我独自看，不如拿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于是便令人把这些画赐给京城东华门外的酒肆。这家酒肆有这样的名人字画，自然引来许多人观赏，买卖也就红火起来了。其他酒肆见了也便跟着购买名人字画，在酒肆里张挂着吸引观者，流连食客。
宋代的茶楼、酒肆、勾栏、瓦子、药店、当铺遍布市井，一时纷纷效仿贴挂起字画来。宋代的文人们也推波助澜，纷纷染指丹青，参与收藏、鉴赏、品评字画。宋代文坛上赫赫有名的苏轼、米芾、文同、司马光、欧阳修、沈括、黄庭坚、王诜等，便都是当时绘画、书法和收藏鉴赏的行家。在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下，市民们对绘画欣赏的欲望自然跟着强烈起来，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应运而生，开始大量创作适合市民欣赏口味的喜庆吉祥画。过年时人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家庭环境装点得鲜亮红火喜庆热闹，在购买贴挂神像画的同时，人们争相购买这些喜庆吉祥画装点环境，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
喜庆吉祥画，以表现妇女、儿童、多子、长寿、发财、得福等内容为主，也有花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故事等内容。据钱杏邨《中国年画发展史略》考证，五代两宋时期的不少知名画家，都曾画过此类适合过年贴的喜庆吉祥画。如五代时期的荆浩画过《楚襄王遇神图》，周文矩画过《秋胡故实图》《理鬟仕女图》，王齐翰画过《龙女图》《楚襄王梦神女图》，徐熙画过《长春图》《牡丹图》，徐崇嗣画过《春芳图》，房从真画过《薛涛题诗图》。两宋时期的李嵩画过《春社图》《观灯图》《货郎图》《采莲图》《花篮图》，苏汉臣画过《击乐图》《婴儿戏浴图》《婴儿斗蟋蟀图》，李公麟画过《昭君出塞图》《蔡琰还汉图》，梁楷画过《田乐图》，朱鲧画过《牛女渡河图》，宋徽宗赵佶画过《果盘图》等等。
这些画内容喜庆，故事性较强，很符合后代年画的特点。谢堃在《书画见闻录》中介绍评价苏汉臣画《婴戏图》时说：“有一卷，画彩色莲花数枝，婴儿数人，皆赤身系红兜肚，戏舞画侧。第所奇者，花如碗大，而人不近尺，其一种古雅之致，竟莫与比。”顾炳在《历代名公画谱》中也说：“其写婴儿，着色鲜润，体度如生。”从当时人们的这些评价介绍来看，宋代流行的喜庆吉祥画，其面貌与后代流行的年画里的喜庆吉祥画极其相似，这些画事实上就是宋代人过年贴的年画。只是在宋代，“年画”一词尚未出现。
把神像画、喜庆吉祥画等过年贴挂的画统称为“年画”，是清代民俗学者李光庭首先叫起来的。李光庭生活的道光年间前后，正是民间年画兴盛的时期。他写过一本研究清代民间风俗的书叫《乡言解颐》，书中有段记述当时民间过年活动的话：“扫除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可能人们觉得用“年画”这个词称过年贴挂的画很是恰当，其后人们也就跟着统称过年所贴挂的画为“年画”了。
华夏的年画，历史悠久。隋唐以前，因为印刷术尚未发明，那时的年画，都是直接画在桃木版或者纸上。隋唐时由于木版印刷术的发明，木刻年画开始兴起。宋代时，木刻年画有很大发展，开始出现着色和套色的年画。现存最早的一幅木刻年画是宋刻《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四位古代著名的美女，故又名《四美图》。这幅年画高二尺半，宽一尺多，画面线条柔畅、形象逼真、神态轻盈、美丽动人。
明末清初时，年画以木版画为主，但也有大量手绘形式，受风格特征、题材内容、表现手法、地域差异的影响，年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
民间木版年画是在早期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驱邪纳祥、祈福禳灾和欢乐喜庆、装饰美化环境的节日风俗内容的版画。由于民间对年画的不同需要，适应各地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装饰的不同位置、时间和环境，民间年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体裁样式，包括横竖方直、尺幅大小及张贴部位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年画丰富多样的形式也与其功用密切相关，有贡笺、中堂、对屏、屏条、对联、三裁、炕围、窗画、窗旁、窗顶、毛方子、月光、围桌、门神、门童、美人条、历画、斗方、灯画、拂尘纸、花纸、吊挂、神像、纸马、符箓、槽头画等二三十个品种。
在华夏年画绘画史上，宋代已有许多村社、丰稔、游戏等节令性、风俗性绘画。风俗题材在民间节日木版年画中也多有表现，其中有大量的节令风俗画，新年、元宵节、二月二、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庆祝活动，年画表达了民众在欢度节日时的欢快心情，并增加节日喜庆气氛。除了节令风俗画，还有大量表现社会风俗场景和生活场景的年画。吉庆祥瑞题材包括祥禽瑞兽、仙花芝草、吉祥符号等，另外还有一些博古图式的祥瑞物和用花鸟组成的图案花边或文字。娃娃美人题材的年画虽是以人物为主，但也大都具有吉庆祥瑞的含义。另外，许多莺歌燕舞、春暖花开的风景也是年画中颇受欢迎的祥瑞题材。
明末清初，木版年画渐趋全盛，出现了驰名中外的“三大民间木刻年画”：天津的“杨柳青”、苏州的“桃花坞”和山东潍县年画。“杨柳青”年画原产天津杨柳青镇，那里是“年画之乡”，“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杨柳青”年画取材广泛，构图别致，笔法匀整，色彩鲜艳，深受国内外友人的喜爱。1960年元旦，邓拓曾作诗赞扬杨柳青年画：“三百年来版画新，民间艺术此奇珍。刀兵水火都历尽，杨柳青青大地春。”山东潍县也是木版年画的故乡，潍县年画主题突出、体裁多样、造型夸张、色彩艳丽。苏州桃花坞年画构图完整、形象简朴、色彩鲜明、装饰性强。三大民间木刻年画都有三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在中外版画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苏州桃花坞年画很早就传入英国、西德和日本，尤其是形成于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年）的日本“浮世绘”版画，其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受到华夏木版年画的很大影响。此外，早在南宋时，福建就开始刻版印刷年画，漳州、泉州、福鼎、福安是华夏东南地区木刻年画生产中心，产品远销东南亚各地，深受广大华侨的喜爱。
山东年画生产地域分布广泛。山东旧指太行山以东，东临渤海、黄海，西北与河北省接壤，西南与河南省交界，南与安徽、江苏毗邻，地理位置优越。京杭大运河与黄河交叉，从鲁西平原经过，带动了沿河港口、码头、城镇的发展。京杭大运河山东段岸边的阳谷张秋、阿城、聊城、临清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明清时期，聊城是运河沿岸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旧为东昌府治，以商业发达著称于世，被誉为“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江北一都会”。另外，当时有“南有苏杭，北有临张”的说法，“临张”指的是临清和阳谷县的张秋镇（旧属寿张县）。临清商贸频繁，被誉为江北五大商埠之一，素有“小天津”之称。当时商贾云集，百业兴旺；河中帆樯如林，岸边车马络绎。这为年画的产生与发展、交流与销售提供了便利条件。山东年画分布广泛，大致可分东、西两大系统。东部年画以潍坊杨家埠、潍坊高密、青岛平度年画为代表；西部年画以聊城东昌府年画为代表。鲁南的郯城、鲁西南的鄄城等地，也曾出现过年画作坊，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年画作品。
在这传统文化复兴的大好时机，许多有识之士正在积极呼吁抢救与保护年画，以挽救这宝贵的民族财富，使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重要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年画饱含了华夏民族传统优秀的文化思想与精神理念，在现代化背景下仍值得我们品读、借鉴。
（李学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