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春晓图》（局部），描摹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汉赋，是汉朝出现的一种有韵的散文，为汉朝文人热衷的文体，成为汉代文学的标志。有人评价汉赋“假象过大”“逸词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这些艺术上的缺陷导致汉赋的影响不及楚辞、唐诗、宋词。但汉赋以颂扬为主，生动地描述了宫殿苑囿、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畋猎祭祀等。汉赋中有关生态环境的内容，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对自然的态度，也体现了秦汉时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破坏。
1.
上林禁苑，跨谷弥阜……缭垣绵联，四百余里。植物斯生，动物斯止。众鸟翩翻，群兽駓騃。散似惊波，聚以京峙，伯益不能名，隶首不能纪。——张衡《西京赋》
《西京赋》是东汉文学家、科学家张衡所作。作品中描述了长安的繁华，讽刺了社会的奢靡风气。赋中所提及的上林苑是汉代的一座园林，由汉武帝刘彻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在秦代的一处旧苑址上扩建而成。该园林不仅拥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而且动植物种类繁多，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动植物园。
秦汉时期的园林以苑囿为代表，苑囿通常是皇家贵族畜养禽兽草木鱼鳖以供游猎之地，被称为禁苑，禁止百姓垦殖、砍伐、放牧和狩猎。苑囿虽为皇家对自然资源的垄断使用，但在管理过程中，起到了保护自然景观、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的作用，形成了古代特殊的自然保护区域，与现代的自然保护区类似。秦汉时期苑囿众多，据《汉书》载，到汉武帝时，上林苑已经“南至宜春、鼎胡（今陕西蓝田）、御宿（今陕西西安）、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今陕西周至县境），北绕黄山（今陕西兴平市），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有学者计算其面积达340平方公里。
这个时期颁布了许多禁苑诏令，《秦律·田律》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其中不仅有保护禁苑的规定，也有其他保护环境的规定。《田律》载：“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这些规定体现了“以时禁伐”的原则，规定了防止山林火灾，不到夏季不得捕捉幼兽、幼鸟和探取鸟卵，不得设置捕猎陷阱、网罟及毒杀猎物。同时明确规定，对进入禁苑的民犬，若不伤害动物则予以保护；若伤害动物则杀之，还要食其肉留其皮毛。这种对禁苑的生态保护出现了一些良性的生态现象，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神爵五采以万数集长乐、未央、北宫、高寝、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这里的“神爵五采”指多种颜色、各式各样的神鸟、瑞鸟。
秦汉时期对禁苑并不一味封禁，在灾荒年间，苑囿也会对百姓有限地开放。据《汉书·元帝纪第九》记载，西汉元帝二年（公元前47年）春三月，诏曰：“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据《后汉书·和帝纪第四》记载，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公元93年）二月，下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通过丰年禁苑，灾年弛禁，让受灾贫民可以伐木狩猎，既保护了苑内的生态资源，同时又具备一定的抗灾能力，体现了时人生态保护方面的智慧。
2.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杜牧《阿房宫赋》
《阿房宫赋》是杜牧的一篇著名辞赋，写于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在写作中借鉴了汉赋和骈文的写法。全文共四个自然段，本节引用了第一段开头的几句。作者借古喻今，以秦建阿房宫为题材，写阿房宫建造的由来及规模宏伟，富丽堂皇，写阿房宫占地之广，楼阁之多，桥梁复道之雄伟壮观。后面还写了妃嫔之众和珍奇之多。
秦朝在统一全国之前，崇尚节俭，《秦会要》载有“毋敢履锦履”的禁令。秦统一全国后，奢靡铺张盛行，建造豪华宫殿，厚葬之风不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宫室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为了建造规模宏伟的宫室楼宇，除了大量的人力之外，必然要消耗大量林木，导致森林资源枯竭，以至于“蜀山兀”。战国时期厚葬之风即已盛行，极大损害了林木，到了秦朝更为严重，我们从今天出土的秦兵马俑就可以证明。
其实秦国早期有许多保护山林的措施，据《商子·垦令第二》记载，商鞅提出保护山林的“壹山泽”之策：“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所谓“壹山泽”即将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全部收归国有，禁止私人伐木渔猎，由此让那些“厌恶农作、散漫懒惰、私欲膨胀的人不能依靠山泽的产出来获得财富”，只能从事农业耕种。这一政策推动了秦生产方式的转变，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山林资源的效果。秦始皇对森林资源相当重视，东临泰山时，看到泰山树木稀少，下令“无伐草木”。当然，这些严厉要求也只是对普通民众的要求。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只是因为大风阻碍其行程，秦始皇就伐尽山上树木，还放火烧山，可见其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并不是自觉的行为。
汉朝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森林保护方面继承了秦朝关于植树、禁伐的规定，颁布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律令。如《汉律类纂》记载：“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二年律令·田律》记载：“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敢伐材木山林。”1990年发现的敦煌悬泉置壁书《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又称《悬泉诏书》），据考证为西汉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当政时期颁布，有学者认为是我国发现的最早一部较为完备的生态资源保护法规，其中有一些关于林木保护的内容。如孟春月令：“禁止伐木。谓大小之木皆不得伐也。尽八月，草木零落，乃得伐其当伐者。”仲春月令：“毋焚山林。谓烧山林田猎，伤害禽兽口虫草木。”
东汉时期对于林木保护更为细致，据《太平御览·文部九》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甚至规定“诏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为伤害其枝叶”，以避免林木遭到损害。汉代还比较重视树木种植，有违政令者受刑事处罚。据《汉书·景帝记》记载：“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3.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司马相如《上林赋》
司马相如是汉代著名辞赋家，以《子虚赋》《上林赋》最为有名。《上林赋》是典型的汉代大赋，2700余字，铺张夸饰，堆砌雕琢，着重描写了上林游猎的盛大场面。在此引用的是赋中第二节的一部分，主要描写了上林苑中的江水、河水曲折蜿蜒，周旋回环，川流不息，汹涌澎湃。这首赋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汉朝人对江河水流的赞美。
秦汉时期十分注重对水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汉书》还记载了“郑国渠”一事：韩国本想让秦国修渠，以使秦无力征伐自己，用疲秦之计，反而成就了秦国因修水利而富强，最终统一了中国。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中国后，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并建立了河川堤防制度，明确规定春季不准“壅堤水”。在秦牍《为田律》中还有“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的记载，即将每年十月整修水利灌溉工程以律文的形式加以规定。
汉朝在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也有很多举措。据《汉书·兒宽传》记载，汉武帝时，大臣兒宽曾表奏朝廷开凿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并“为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得其所也”。制定了专门的《汉水令》，主要解决用水的先后次序，即让下游先灌溉，上游后灌溉，从而避免上游灌溉无节制，下游无水可用的情形，以合理用水节约水资源。《汉水令》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法律制度。
据《汉书·召信臣传》记载，汉元帝时期，南阳太守召信臣，“开通沟渎，起水门提阏凡数十处”，并“为民作均水约束”，使“用之有次第”，其均水办法公正、细致，还“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汉书·沟洫志》载，汉哀帝时期，黄河“北多溢决”，哀帝“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引来贾让提出著名的“治水三策”，即保护湖泊，不可围湖造田，有足够的“陂障卑下，以为汙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贾让的“三策”总结了堤防发展的历史，批评汉代无计划围垦滩地造成的堤防不合理状况，并提出发展引黄淤灌，兴利除害，变害为利的建议等等。此外，他还提出了补偿时间的概念，“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这在水利经营管理方面是个创见。此“三策”是一篇最早体现系统治河规划的历史文献。
4.
历十二之延祚，故穷奢而极侈。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长安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班固《西都赋》
《西都赋》是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的一篇大赋。通过对长安地理位置、宫室台榭、田猎游览场面的描写，表现了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的奇伟华美，为后人呈现了汉朝首都的繁荣景象：长安都城历经十二朝增修，繁华奢侈无比。建筑金城雉堞上万，疏浚城池注水成渊。四通八达的道路既平且宽，十二座大门无比庄严。城内街路通达，里弄近千；九大市场齐开业，货物满列于路边。人潮拥挤难以回顾，车流密集不能回旋；行人充满市区、溢出城外，流入成百上千的商铺中。
秦汉时期重视市政建设、城市管理及环境保护。秦统一后，秦始皇下令在全国修筑驰道，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并要求在驰道两旁，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商朝即有“弃灰于道者断其手”的规定，秦朝加以继承，并对在街道上丢弃垃圾予以严惩。商鞅主政秦国时，规定“弃灰于道者黥”，乱扔垃圾的要被在脸上刺字。汉朝对城市道路管理严格，法令规定道路中央三丈内不得行驶车辆，违者逮捕并没收其车马。
秦朝对空气清洁及传染病防御方面已有所规定，在《秦简·法律问答》中记载：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为什么用火熏？如果诸侯国来客不清理马身上的寄生虫，寄生虫会附着在车的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所以要用火熏灭虫。这可以称为我国较早的动植物检疫法。汉朝人口增长，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重视保护空气质量和预防环境污染。《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规定，为了不让已死的动物因腐烂变质而发出恶臭，必须掩埋尸体，保护空气质量。
（肖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