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在此期间，他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50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中，邓小平明确表示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准备召开一个组织工作会议专门讨论军队党的工作。1951年1月3日，邓小平出席西南军区组织工作会议时强调，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才能使党组织力量更加坚强，使同志们更加进步，我们的任务才能圆满地完成，我们的事业才能大踏步地前进。这是邓小平对党的组织建设问题的重要思考。这次讲话的节录以《对党的干部要求应更加严格》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上卷。
“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
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是要严还是要宽呢？我们的回答是应该更加严格。
为什么要“对组织要求更严而不是更宽”？邓小平指出，过去每个人的历史面貌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生活战斗在一起，投机分子不容易钻进来”。但是，进军西南后情况就不同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人们觉悟高低一时难于看出来”。特别是进军西南中补充的大量俘虏和投降起义军官，还“需要经过长期的考查与改造”。与此同时，解放前后战争形势的变化也对严格党的组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邓小平分析指出，“从组织上说，我们过去一直是在进行武装斗争，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军队和地方工作都是在战争熔炉中经受锻炼。每个人进到革命阵营来，都要受到战争考验，思想觉悟和斗争精神都要过硬”。而西南解放后，虽然还有部队在剿匪，但在战斗中经受锻炼的机会少了，“考验就不如过去那样过硬”。因此，邓小平认为对于取得革命胜利的党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稍一松懈与麻痹，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组织严格，首先表现在成分纯洁上”。针对当时党员数量要占部队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邓小平表示，能保持这个比率当然更好。但是，我们不能看到数量不足而机械地去凑足百分之三十。“发展党员必须慎重，不能突击”。关于发展党员的标准，邓小平提出，“不是从时间上拿渡江前后或者是进军西南前后来作标准，也不能单独拿作战勇敢来作标准，主要的是要拿政治条件来作标准”。关于政治条件的具体内容，“应该按照党章规定，做到接受党的领导，服从党的纪律，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如果还不够这个条件，不要勉强去发展。
为了使党的组织更加巩固和严密，邓小平提出，应该“以团为单位做一次检查，根据检查所了解的情况，订出党组织的教育计划，加强对党员教育，使某些不合乎条件的党员经过教育后得以提高，合乎党员的条件”。通过教育改造使一般不够条件的党员逐渐符合条件是主要的一面，而对于完全不合乎条件的党员则应加以处置，以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
“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教育培养干部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对同志要求更高而不是更低”。
对于新干部，邓小平强调“对新同志教育要严格”，要使他知道加入共产党不容易，共产党员不好当，一开始就让他树立党员义务权利的明确概念，这样进到党内来就会进步。195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规定了党员标准的八个条件。邓小平将这八个条件作为教育新同志的重要标准，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七一”纪念活动报告员大会上明确指出：“对于那些不愿遵守党员八条标准的同志，要劝他们出党；对于新党员同样要给以长期教育，必须合乎标准。”
对老干部的要求，邓小平认为“要更严格”。他指出，胜利后，有些老同志不求进步，开口就是“革命多少年，没有功劳有苦劳”，摆老资格，总想要党照顾一下。对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表示，不要强调“资”这个条件，这个精神应该贯彻。贯彻了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好处；不贯彻对党没有好处，也阻碍了老同志进步。要造成一种环境，破除靠“资”吃饭的旧意识。邓小平结合历史实际指出，对于党员干部的标准，从来都是提德才兼备。邓小平还进一步分析了“德、才、资”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德、才两个字实际上包括了“资”，品德和才能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单纯地强调“资”，对党对老同志都有很大的害处。不强调“资”这个条件对老同志不是打击而是爱护，不仅对革命有好处，对老同志个人也尽到了帮助的责任，可以使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邓小平强调：“党是依靠进步力量去做工作的，假如我们要决心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应该做到严比宽好，精比粗好。”
“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
从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发展来看，邓小平认为，“任何新生的事业都是在前进中发展的。我们的事业也要我们的后代来继续完成。无论在地方工作和军队工作中，都要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这是可靠的力量”。“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也是邓小平主政西南期间开展实际工作的重要考虑。例如，在地方工作上，邓小平曾强烈建议“培养一些青年积极分子作为沟通彝区关系和将来实行改革之基础”。
为了使青年干部能够被提拔出来，邓小平坚决反对把资格摆在第一位的错误做法。他举例说明：“如果两个干部德、才相等，但资格是一个工作十年、一个是工作六年，我们可以先提拔十年的；如果那个有十年资格的干部，德、才都不如六年的，那我们就应该提拔六年的。”可以看出，邓小平始终是将培养青年干部放在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高度去考量的，正如他所强调的：“为了对党和对人民负责，我们一定要把事业放在前进的、有朝气的基础上，不能迁就落后。如果我们把资格摆在第一位，阻碍和排斥了年轻的和前进的事物发展，那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持续下去，甚至要失败。”
邓小平从纯洁党的组织的高度分析了为什么对党的组织要更严，从帮助同志进步的角度论述了为什么对党的干部的要求要更高，从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深度考量了时时注意培养青年一代的重要意义，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对于推动党的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选拔任用，关于发展党员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以及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等观念，与邓小平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重读这一经典文献，对于我们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深远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