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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及唐朝兵役制
2023-09-18 08:53:00  来源:检察日报

  诗以咏志,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咏志,更以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体现其悲天悯人之心,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中饱含着诗人赤诚的爱国之情。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杜甫及其作品的伟大。

  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誉为“诗圣”。他的诗具体地反映了八世纪中叶唐代的历史和面貌,特别是记载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政治、经济、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杜甫的诗又被称为“诗史”。杜甫的诗中有大量反映唐朝战时征兵的作品,其中以“三吏”“三别”“兵车行”“前出塞”较为有名,《石壕吏》《兵车行》还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为很多人所熟悉。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杜甫《兵车行》

  西魏建立的府兵制,兵农分离,兵民分离,即家属随营,列于兵户,不属州县,军队征战时,家属也随之流动。后来逐渐兵农合一,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通过均田制来保证国家兵源,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公元590年,隋文帝颁布诏书:“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一诏书,将兵户编入了民籍,同隶属于州县,实现了兵民合治。这种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军事制度,在保证府兵兵源、强化农民的兵役负担、集中军事统率权和加强中央集权等方面很有成效。唐朝初期的兵制基本沿袭周、隋的府兵制,平日务农、用时训练、战时自备武器由中央任命的将领统率作战,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使“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

  《兵车行》通过对送别征人情景的描写和对征人申述的记述,借汉讽唐,反映唐开元年间唐明皇穷兵黩武、用兵吐蕃,连年发动征战的情况。“十五北防河”“四十西营田”,唐太宗贞观年间在全国置军府630多个,每府皆有名号。府兵从农民中选择,选中者赐军名、挂籍军府,终身服役。据《大唐六典》载:“成丁而入,六十而免。”即服役年龄是二十至六十岁。唐玄宗即位,缩短府兵服役年限,据《唐会要》记载:“先天二年正月诏。往者计户充军,使二十一入募,六十出军,多惮劬劳,咸欲避匿,不有厘革,将何致理。应令天下卫士,取年二十五已上者充,十五年即放出。频经征战者,十年放出。”即二十五至四十服役,频繁征战的三十五即可退役。由于连年征战,“武皇开边意未已”,玄宗并没有兑现其制定的缩短服役年限的政策,兵期向两头延展,诗中可以看到十五即已从军,故有“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感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府兵服役一般不脱离本乡,只是挂籍军府,田地仍杂于其他农户之中,但需轮番抽调府兵到其隶卫府或边防重镇服役。按《新唐书·兵志》:“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番是轮流之意,“五番”即五人一组轮流出征,“七番”即七人一组轮流出征。唐初,边兵由府兵轮番出征,三年一轮换。而诗中反映由于征战不止,士兵长年不得休息。“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府户应储备出征时的装备,而国家的优惠条件是免除其租庸等税负。《旧唐书》载:“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但由于长年对外战争,唐玄宗时期的军费开支巨大,在农村“千村万落生荆杞”的情况下,还逼迫农民加倍纳税,对于应免税的军人之家也强征税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杜甫《石壕吏》

  唐高宗、武后以后,由于土地兼并日剧,均田制遭到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也难以施行。加之府兵制虽然可以免去部分租、徭役,但负担仍很重,随着兵役的频繁,征期漫长,府兵的逃亡难以禁止,到了开元年间,终于为募兵制所取代。据《旧唐书》载,唐玄宗开元十年即公元722年,宰相张说提出了改革募兵措施:“请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万人,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其后彍骑是也。”从此,募兵制的实行使唐朝的兵制性质和军事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展现了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乱战时特殊情况下强行征兵的情形。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在平定安史叛乱的战争中,唐军在邺城兵败,全线崩溃,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州市),并四处抽丁补充兵力。杜甫这时刚好从洛阳回华州,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根据目睹的现实,写了一组诗,《石壕吏》是其中之一。战争期间,农民家中男丁都已被招募,军人家属的生活本已因缺乏劳动力而难以维持,但官吏征兵却将儿童与老者都纳入征募范围,这对军人家属而言无疑又是一沉重打击。这首诗中的老妇一家,已有三子征戍在外,二子已战死疆场。家中只有老翁如再被征召,则难以维持生活,从其儿媳“出入无完裙”即可知全家生活早已穷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官吏还要登门“夜捉”,故老翁唯有逾墙逃跑,老妇也只能努力周旋。“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从后文来看,老妇已被官吏带走服役。

  杜甫《前出塞·其五》:“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前出塞》是一组描述士兵从军到作战的一系列组诗,《其五》中描述了士兵在边镇受到军将虐待的情形,杜甫把从军远征说成“我始为奴仆”,反映了唐募兵制给征召士兵带来的痛苦,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死未卜的与敌征战,还要面对长官的虐待和盘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无家别》中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家乡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忆昔,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当年“百余家”聚居的村落,村巷中人来人往,欢声笑语;现在却只与狐狸相对,而这些狐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竖起脊毛,冲我怒叫。军人遍访四邻,发现只有一两个老寡妇女还活着。“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军人回乡不久又被县吏征召,这次虽然在本州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而且既然当兵,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不知葬身何处!

  “任转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来貔虎士,不满凤凰城。”——杜甫《复愁十二首(其九)》

  募兵制的优势在于能有效地保证军队的战斗力,但弊端也很明显。首先,募兵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因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士兵的开支巨大。而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这就决定了募兵制在当时很难维持;其次,募兵制难以保证军队的忠诚,实行募兵制兵将隶属关系强,时间越长,朝廷对军队的干预能力就越差,士兵只知有将而不知朝廷。因此募兵制只会养出一批难以驾驭的骄兵悍将,以至于将领可以利用自己的军队来对抗朝廷。于是,地方军阀轻则尾大不掉,重则起兵反叛。安史之乱后,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成了压死唐朝的最后一根稻草,继之而来的是七十余年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这也许是募兵制弊端的最好证明。

  《复愁》组诗大约作于公元767年秋,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杜甫对山河破败、民不聊生的状况深感忧虑。《复愁》其九是为“卫士糜饷而愁”,杜甫所看到的是,宿卫京师的冗军众多,只靠转运江淮米供养,财政将难以支撑,而保卫国家安全,边防的力量又亟待加强。杜甫的诗歌不仅是现实的反映,也抒写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政治主张。

  神策军是中晚唐时的一支重要而特殊的军事武装力量。永泰元年即公元765年,吐蕃再次进犯,鱼朝恩屯军于禁苑以防卫吐蕃,神策军正式成为天子禁军。唐代后期,地方军事势力不断膨胀,诸镇节度使拥有大量私兵、亲军,他们对朝廷构成严重威胁。唐朝统治者急需一支可靠而又有战斗力的武装来巩固政权,神策军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随时奉命征讨叛藩。神策军是由宦官典军,因宠臣宦官所掌并与天子“特为亲近”,在诸多方面都享有特权。如在待遇方面,“时边兵衣饟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在法律上,不受御史监察;在任职升迁上,“直牒中书令复奏施行,迁改殆无虚日”。

  唐代末年,神策军因军纪败坏和虚籍挂名等问题逐渐丧失了战斗力,而宦官则凭借着手中的军权肆意干政,最终,晚唐时的割据势力各自为政,终结了神策军和李唐王朝……

  诗以咏志,然而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咏志,更以诗人对现实的关注体现其悲天悯人之心,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中饱含着诗人赤诚的爱国之情。看不到这一点,就看不到杜甫及其作品的伟大。

  (肖爽)

  编辑:东台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