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敦煌研修，巧遇一位画家朋友。他很讶异：来这里的除了游人，最吸引艺术家，我这样的法律人也会对敦煌感兴趣？我说那是你对敦煌的了解不全。敦煌并不仅有精美的壁画，也有珍贵的案牍。
我们相约一起游莫高窟，来了几十次的画家朋友对莫高窟如数家珍。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它始建于前秦宣昭帝苻坚时期，后历经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十国、西夏、元朝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
伏志明先生在《千年莫高窟》一文中考证，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地名是三危山。《山海经》中有：“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在远古神话中，三只青鸟为西王母侍者，青鸟栖息地为三危山。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描绘“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宿三危山”。
敦煌成为正式的地名是在汉武帝时。东汉学者应劭在《汉书》中注释“敦”“煌”二字的意义：“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
莫高窟始建于公元366年。相传，僧人乐尊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另有一说为：佛家有言，修建佛洞功德无量，莫者，不可能、没有也，莫高窟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修建佛窟更高的功德了。
从公元4世纪开始，随着佛教东传与兴盛，敦煌连续开窟造像，千年不断，形成了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宝藏。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经的故事，有些也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我们在旅途中读到一则文字：“敦煌，这两个字在口腔中发声的时候，就有一种煌煌阔大的气息……从公元4世纪开始，敦煌的石窟陆陆续续开凿了一千年，然后，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突然沉寂，在历史中无声无息。直至20世纪初，借由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中外，成为世人心中的文化圣地。她像一把钥匙，打开时空隧道，连接了过去与现在，也连接了古人与今人。”
敦煌文物的故事包括发现、隐瞒、盗窃、保护，跌宕起伏，读来令人思绪难平。敦煌文献中还有很多官方和私人文书。据说古代衙门把这些文书保存到一定期限后就作废了，但因为纸张珍贵，寺庙就用这些废弃文书的背面来抄写佛经，这些资料在今天格外珍贵。比如说P3964号文书《塑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这是一份五代时期的契约文书，内容为塑匠赵僧子因为家中淹水，没有钱修理，只好把他的儿典给亲家，然后写了一份签字画押、担保债权的契约。
赵晶先生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与唐代法典研究》一文中写道：敦煌、吐鲁番所出文献种类十分丰富，其中与法律相关者不在少数。所谓法律文献，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唐代律、令、格、式等法典类残卷，契约、告身、过所等公私文书以及部分案卷、判集。20世纪初，敦煌文献甫一亮相，其中的法典类残卷便引起学者注意。
律与律疏在唐代前期有过数次修订，敦煌、吐鲁番所出法律文献的意义之一，就是反映历次修律的部分变化。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说：这些信息大多反映了律与律疏在“刊定”意义上的变化。《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残卷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现了制度内容的变化。该卷所载“放奴婢为良”条为：“诸放奴婢为良，已给放书，而还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为部曲而压为贱者，减各一等。放部曲为良，还压为部曲者，又减一等。”其中，在某些文字的左列又以小字写出替换文句，因此修改后的条文为：“诸放部曲为良，已给放书，而还压为贱者，徒二年。若压为部曲，及放奴婢为良而压为贱者，减各一等。即压为部曲，及放为部曲而压为贱者，又减一等，各还正之。”这与传世本《唐律疏议》《宋刑统》的文字基本一致。
唐代的法律形式包括律、令、格、式、敕等，除了律借由《唐律疏议》而得以完整保留以外，其余法律形式皆已散佚，因此学界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复原唐令、辑佚唐式的努力，而敦煌、吐鲁番所出的令、格、式残卷，提供了许多未见于传世史籍的条文。
无论是法律形式、年代判断，还是据此讨论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制度内容的变化甚至文本的功能用途，这些法典类残卷依然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在期待新文献公布的同时，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仔细爬梳已出版的各类敦煌、吐鲁番文献，从中发现此前未定名或被误定名的残卷，由此增加赖以为据的文本实例。
契约法是民商法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民间社会交换的基本形式。李功国、韩雪梅在其所著《敦煌法律文献中的契约文书》中认为，隋唐时期，民事上的契约关系迅速发展，并通过买卖、借贷、租赁、租佃、质典、雇佣、储存、运输、代理等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契约成为民间交往交换和商品贸易的主要形式，因债务和契约纠纷而发生的民事诉讼也日趋繁复，以上诸多情形在敦煌法律文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我熟知的还有沙知先生的《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一书，共计收集契约资料三百余件，分为买卖、便贷、雇佣、租佃、质典等类；另外，尚有吐鲁番出土的契约数百件，数量之多为各国罕见。如有闲暇，研读这些文书，也一定会有丰厚的收获。
（李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