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昀故居，曾悬有“阅微草堂”匾额，后被直隶会馆取走，改悬启功书“阅微草堂旧址”匾额

　　“合血法”不可靠，传统中国又不允许法官不作裁判，唯一的办法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纪晓岚评曰：“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此言所及的伦理冲突，确为其时难以破解的难题。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中记录了很多疑案，其中既有事实真相不明的原因，又有法律适用难定的因素，正如柏拉图的洞穴，所见的往往只是真相的影子。纪氏笔下的疑案，是传统中国司法观念、特点与精神的文学反映，综撷其要，可分如下三类：因伦理冲突而导致的疑案，因法律确定性缺失而导致的疑案，因司法技术落后而导致的疑案。

　　1.

　　传统中国法的核心是纲常，相较于法律规范，伦理具有优势地位。在伦理冲突的情况下，如果不同伦理之间没有确定的位阶，选择就成为难题。纪氏《笔记》即录有多起诸如此般的案件，如童养媳案：此案两造年龄皆在十六七岁，原告诉称被告是其童养媳，如今他父母双亡，被告欲弃之别嫁。被告则对此指控予以否定，称两人系同胞兄妹。因两造父母皆为流丐，一亡一失，故姓氏乡里均无法确证。问其丐友，只言他俩向以兄妹相称，其他一概不知。不过，因此种关系相称兄妹是本地惯例，丐友的证言也就没有足够的证明力。事也至此，要想查清，似乎只有血缘鉴定一途了。但是，权威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中只载有“滴骨法”，本案显然不能采用。如此，唯有通过民间传闻的“合血法”即以两血相融或相斥来判定了。

　　然而，本案并没有使用“合血法”来鉴定。其中缘由也许是：“合血法”并非司法中的规范性手段，即使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实践中也不轻易采用。如此设想，从《笔记》所载的另起案件中似乎可以窥其一斑。此案中，弟弟不愿将兄长外出经商前托付照管的资产归还，遂诬其兄在外所生之子为抱养，欲以此排斥此子的继承权。官府用“合血法”进行鉴定，兄长及其子两血相合。其弟不服，刺血与己子相验而两血不融，遂以“合血法”不能为据为由上诉。这一尴尬的境地，正如时人所言：滴血不足成信谳。

　　“合血法”不可靠，传统中国又不允许法官不作裁判，唯一的办法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了。两相比较，断离而误，不过是误破婚姻；断合而误，则是破坏人伦。换言之，误破婚姻，不过有违父母之命的孝伦理；破坏人伦，则是禽兽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案子虽然解决了，但本案裁判既没有查清事实，依据也不是法律，显然留有遗憾。《笔记》之所以记载，本意也在于此。对于此案，纪晓岚评曰：“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外也；愈在情理中，乃愈不能明。”此言所及的伦理冲突，确为其时难以破解的难题。

　　2.

　　法律确定性是法律理想国的基本要求，对于防止恣意和保障公平至关重要。缺乏确定性，留下法律漏洞，往往导致裁判无所适从。《笔记》中有这样一起假想案件：一妇人至孝而至淫，如何处理？围绕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见。第一种是两者可否相互吸收，只论其重者。对此，有三种观点。其一，孝福吸收淫罪。其依据是：犯淫罪最高仅为杖刑，而不孝罪当诛，可见不孝罪重于淫。由此反证，孝重则福也重，轻罪不能削去重福，故应舍淫而只赏孝。其二，淫罪吸收孝福。服劳奉养只是小孝，亏行辱亲即淫则是不孝之大者，因此应舍孝而只罚淫。其三，不能相互吸收。孝和淫分别为大德和大罚，两者不能相互吸收，而应各受其报、分别赏罚。第二种意见是两者可否相抵。对此也有两种观点。其一，不可相抵。如果因淫罪而减孝之福，会使人认为孝无福报；反之，以孝福而减淫之罪，会让人认为淫而无罪。其二，应该相抵。如果因为孝而致其人虽至淫而不加罪，不是更能促人尽孝吗？如果因为淫而致其人虽至孝而不获福，不是使人更知戒淫吗？

　　这个假想案最终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主要在于孝与淫的行为规范未能具体化，对于是否可以乃至如何吸收或相抵也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往往付之法官的自主裁量，其结果自然莫衷一是。

　　如果说这只是一起假想案，《笔记》中的另一起案件则更具实在性。此案中，丈夫因灾荒外出乞食，将父母托付于妻子。多年的艰难度日，在实在无法养赡的窘迫下，妻子只好卖身度日。卖身本为尽孝，然丈夫归来后，她却自杀了。此案的问题是：死者该如何安葬？纠缠不下，只得告官。

　　县令的裁判较为清朗：可以葬之于祖坟，但将来不可与其夫合葬。准允前者，是因为孝顺公婆，已不负祖宗；不允后者，是因为卖身失节，有负其夫。此判看似情法两尽，但此妇犹不瞑目。见此情景，其公婆号泣申辩：媳本贞妇，子不养父母而委之于媳，是子之过也；因为尽孝而卖身，非媳之过也。此我家事，不必外人操心。语讫而媳目瞑，似乎昭示了如此定论的正确性。但是，邑人依然议论纷纷。

　　3.

　　因刑侦、鉴定等司法技术落后，致使无法查清案件事实，是一个超时代的难题，古代尤其突出。《笔记》中有这样一起奇葩案件：某官宅被籍没，官府令三个步军看护，深夜雪冷，三人饮酒取暖，不知不觉个个沉醉，不经意间灯被踢灭，三人就此暗中互殴，直至最后倦怠而息。本来这可能只是一场酒后相戏，谁知早起一看，其中一人死了，两个幸存者因此被拘押讯问。

　　案子审理起来并不难，两人皆承认共殴伤毙人命，判其抵命也皆认命。问题是，死者一人不能由两人抵命，毕竟这不是大逆抢盗等有法定不分首从情节的案件。虽然两人都认可抵命，但并不意味着两人都争着让自己去抵命，官府必须两择其一。但是，让谁抵命呢？

　　黑暗中，不知由谁起衅，也不知谁殴谁，更不知谁下的致命伤。虽然可以刑讯，找个理由择其重者论抵，但这不是理想的结局。幸好，时间是最好的法官，一个月后，其中一人因伤死于监狱，案子就此了结。

　　如果有现代法医或痕迹鉴定技术，本案也许并不复杂，但因为缺乏技术，很多能够简单定性的案件也打上神秘色彩。如《笔记》中的这起案件就很玄乎：此案因某庙的两僧接受两道借宿而起，这本寻常之事，岂料一夜过后四人皆无所踪，而庙中财物及道士所携数十金皆在。更蹊跷的是，四人尸体竟在十余里外的一口枯井中被一牧童发现了，且经检验遍体无伤。

　　断案的老爷遇到了难题：一物不失则非盗，年老皆衰则非奸，身无寸伤则非杀，门扃不启，何以能出？距井十里，何以移至？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得以疑案上报，而上官竟也无从驳诘。此案如系真实发生，之所以成疑，主要原因还在于司法技术的落后，托之玄怪，显然是不确的。

　　上述三种疑案的分类，只是就其大略而归之。实际上童养媳案也事关司法技术，黑夜互殴致死案也关涉“一命一抵”的传统生命伦理，而孝淫两难的问题，本质上也有因伦理位阶不明而导致法律不确定的因素。反思其间，可体会传统中国司法逻辑之一二，明了其失其偏，于今日之法律进步不失为一种参考。

　　（李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