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栾川，伊水之滨，伏牛山深处。3600余年前，一位采桑女发现了一名弃婴，将其抱回献给有莘氏国君。这名婴孩被作为庖人奴隶抚养长大，最终却成为辅佐商汤灭夏建商的开国元勋，被后世尊为“元圣”——这便是伊尹。

　　从伊水之滨的奴隶到商朝右相，从掌勺庖人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家，伊尹以烹饪之道贯通治国之理，在中华文明早期的法制建设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钱钟书先生曾盛赞：“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心目中，整个人世间好比做菜的厨房，他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而老子《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也正是对伊尹治国理念的致敬与传承。

　　伊尹出身低微，其养父是既能屠宰又善烹调的家用奴隶厨师。耳濡目染之下，伊尹不仅掌握了精湛的烹饪技艺，更从中悟出了治国理政的至理。《吕氏春秋·本味篇》详细记载了伊尹“以滋味说汤”的经过。他告诉商汤：“凡味之本，水最为始……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经过精心烹饪的美味，应“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这番关于调和的论述，实则是伊尹法治思想的精妙隐喻。正如烹饪需要掌握火候、调和五味，治国亦需平衡各方、张弛有度。当商汤听得津津有味时，伊尹话锋一转，指出商汤地盘太小，“原料”备不齐，要想吃到这些美味，必须先得天下、当天子，而关键在于要施行仁政，让百姓安居乐业。商汤茅塞顿开，遂拜伊尹为右相。

　　伊尹“以滋味说汤”的智慧，不仅在于他巧妙地以厨艺类比治国之道，更在于他揭示了法治的一个基本原理——秩序需要“调和”。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正如烹饪中的“甘酸苦辛咸”，需要精心配比、轻重得宜，方能达到“久而不弊”的稳定状态。这种以“和”为贵的法治观念，成为后世中华法系的重要精神内核。

　　商朝建立之初，百废待兴。伊尹辅佐商汤“铸金钱，制礼乐，定献令，迁九鼎于商都”，为商王朝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尚书·说命》记载，伊尹强调“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百官，任用官员应当唯贤能是用。在伊尹的推动下，商朝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官吏管理制度，各级官吏不敢肆意妄为，商初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发展迅速步入正轨。《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商政权的根基很快得到了巩固。

　　伊尹在商朝法律制度创制上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其主持制定了一部专门的官吏惩戒法——《官刑》。据《尚书·伊训》记载，伊尹以夏桀亡国的教训告诫商王，应当制定《官刑》专门惩治“三风十愆”，以警戒百官。所谓“三风”，即为巫风、淫风、乱风三种存在于官僚阶层的不正之风；“十愆”则是指恒舞、酣歌、贪货、好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等具体行为。伊尹明确指出，“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为防止重蹈夏朝覆辙，《官刑》明确规定了惩戒措施：“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从法理上看，《官刑》开创了开国君主制定家法以约束后王的先例。这种以先皇祖训为内容的“祖制”与普通律令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祖制—律令”的法律体系。伊尹制定《官刑》，正是这一传统的滥觞。

　　伊尹对后世法制的影响不止于此。他辅佐的五代商王中，太甲即位后“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伊尹在反复劝谏无效后，作出大胆决定——将太甲放逐到桐宫，令其“悔过自责”，待其悔过后再还政于君。孟子对此评价道：“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这一评价揭示了权力制约中的关键命题——制度设计固然重要，但制度执行者的道德自觉同样不可或缺。

　　伊尹的法治思想始终以“德”为核心。他反复告诫商王：“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在《咸有一德》中，伊尹系统阐述了他的德治思想：“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商书·太甲》中也记载了伊尹对太甲的劝谏：“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这些论述将君主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治乱兴衰直接关联，为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法治思想奠定了基础。

　　此外，伊尹还提出“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的人才选拔原则。《说苑·君道》记载了商汤与伊尹关于识才选贤的对话。伊尹建议先试用人才，看其能否发挥才能智谋，然后再加以重用。在伊尹看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谨慎选择官员，选择官员时务必德行与才干为先。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这种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用人思想殊为难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伊尹这位从栾川走出的“元圣”，以其卓越的法制贡献，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杰出代表。从伊水之滨到商都朝堂，从掌勺庖人到开国名相，伊尹用一生诠释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至理——无论是烹饪还是治国，精髓都在于调和、在于平衡、在于恰到好处的法度。

　　（作者：白全忠 单位：河南省栾川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