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作所在的浙中山城磐安（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常住人口约17万，却汇聚了羊氏、孔氏、施氏等小众姓氏。在这座安静质朴的山城深处，藏着一座古村——榉溪。这里山色葱茏，溪水悠然，约八百九十年前，一支孔氏后人追随宋高宗南渡，其后在此扎根定居、延绵至今。
村口的孔氏家庙内，供奉着至圣孔子、南迁始祖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躬，以及其父孔若钧。孔子圣像上方高悬一块“如在”匾额，相传为清代光绪年间题写。家庙鼎盛之时，牌匾不下百块，其后大多损毁遗失。万幸这块“如在”匾被当地老农妥善收起，数十年后得以重见天日。
“如在”二字出自《论语・八佾》“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意为祭祀祖先时，当以敬虔之心，如同祖先亲临；祭祀神灵时，如同神灵在侧。“如在”的内涵是儒家“慎独”精神的体现，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礼治观一脉相承。以“如在”之心敬先贤，将当代刑事政策沿革、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研究相结合，是极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课题。
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宽猛相济”的治国理念，子产去世后，孔子评价其思想并进一步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一思想与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着共通之处。《孔子家语・刑政》中记载，“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即断案不应只循条文，更要查动机、辨善恶。司法实践中，对重罪并非一概从严，对轻罪也并非一味从宽，还是要根据犯罪情节、动机、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并结合事后认罪悔罪、退赃退赔情况，综合作出判断。
磐安境内的大盘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侵害野生动物类犯罪案件时有发生，我们在司法办案中结合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行为特征，区分为自我防卫型、偶发猎捕型及产业链条型等不同情形，做到宽严有别。如此，既体恤当地山民传统生产作业方式，也保护了林间生灵不受人打扰，这与儒家“仁政与法治结合”的理念不谋而合。
山城磐安的宝藏不仅有榉溪孔氏家庙，溯溪而上，在双溪乡内还有个历史悠久的古村，名为“梓誉”，村名取自“桑梓誉重”一词。这里是宋代理学名家蔡元定后人的聚居地。村中的蔡氏宗祠建于明万历二十五年，蔡元定是朱熹的得意门生，宗祠内至今还悬挂着朱熹题赠的“理学名宗”匾额。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儒家“德礼政刑”的法学思想，追求天理、国法、人情相统一，同时也认为仅依靠“德礼”无法制恶，主张德主刑辅，“教以明之，刑以弼之”。我初到磐安任职时，主持了一起拟不起诉醉驾案件的公开听证会，通过现场听证和调查核实，确认行为人并未真诚悔罪，且存在吊销驾照后仍无证驾驶的事实，有明显再犯罪风险，遂依法提起公诉。在全国检察机关听证观摩暨研讨会上，我将该案的听证过程生动地概括为“望、闻、问、切”。说到底，即便是轻罪案件，我们也要细致审查行为人认罪悔罪是否真实，考量其有无再犯可能性，而不能简单因情节轻微就不诉了之。
朱熹主张司法应“详审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无罪者不得滥刑”，意即法既要惩治犯罪，也要保护无辜，若有罪的人未得到应有的惩戒，无罪者反而无法洗冤，公平正义又如何能实现呢？宽严有度首先要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罪责刑相适应等刑事基本原则，落实到具体办案上，前提就是坚持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宋代郑克在《折狱龟鉴》中提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我们审查起诉有时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能否认罪认罚，究其原因还是证据收集审查不够到位。例如，我院成功追诉的一起山区入户盗窃古银圆案件，起初由于监控没有拍到行为人的脸部特征、未采集到指纹痕迹，加之其到案后拒不认罪，故存疑不捕后挂案将近一年未移送。后通过逐帧比对监控图像，确认了行为人的体貌和行动特征与监控中的嫌疑人一致，佐之以行车轨迹和通话记录，我们认为可以形成内心确信。追诉后，行为人面对证据开示终于低头认罪。是故，宽以济严、严以济宽要建立在严格细致的事实证据审查前提下，所谓“宽”绝非遇到证据问题就简单存疑下行。身为检察官，一定要有“详审曲直”、不枉不纵的决心和定力。
年前，一场瑞雪覆盖了大盘山，层峦隐翠，雪融之后汇成清冽的溪流，在山谷之间蜿蜒流淌。在西麓山谷之中，有一处山形如双峰，羊氏后裔沿溪而居，已逾千年，因地势如古时器皿，故名“大皿村”。村中三座古石桥横跨溪流之上，双峰、溪流、古桥，远远看去神似“羊”字，不由感叹羊氏先祖选址之精妙。村中有一处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修建的清德堂，堂内门楼青砖上雕刻着“悬规、植矩、诒勤、师俭、有孚、谦益”十二字羊氏家训，以纪念先祖“羊续悬鱼”的清德美誉。正月，锣鼓喧天，百十名村民举着光彩夺目的板凳龙灯，浩浩荡荡地游街串巷、叩拜祈福。作为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我久未见过如此蓬勃生动的场面。正如纯朴的村民们对民俗信仰的热爱和传承，“如在”二字，亦是传统文化扎进现代社会里的根，仿佛在诉说，法的效力不在于条文本身，而在于人心的认同与自觉的践行。
（徐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