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西是全国抗日战略总后方之一，保卫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阵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总后方。陕西军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军、生产、支前，坚守黄河千里防线，进行反空袭斗争，保卫家乡，保卫大西北，使日军占领陕西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企图破灭，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民族抗战的实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省人民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陕西人民初期的抗日救亡运动，以西安学生1932年4月25日驱逐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斗争达到高潮。次日，陕西当局镇压游行示威学生，造成陕西学生运动史上的四二六惨案。
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后，由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建立和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部等救亡团体相继成立。陕西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1936年西安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张学良许诺“一个星期之内用事实答复”学生，三天后爆发了西安事变。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各界群众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开展反侵略宣传周和“捐献一日所得运动”“募集钢丝麻袋运动”，支援前方抗日将士。1937年10月，山西战场的数千名伤员运抵西安火车站，西安学联和民先队发动全市学生连夜抬运安置救护伤员。11月，西安同仁医院、广仁医院、培华中学的十四名青年医生、护士和学生，组成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在同仁医院院长罗锦文带领下开赴晋西北抗战前线进行战场救护。罗锦文任八路军一二零师野战医院外科主任期间积劳成疾，于1939年以身殉职。
1938年初，日军进逼陕西潼关。中共陕西省委号召全陕军民奋起保卫陕西。西安民先队相继动员了三百多名队员到前线参战，组织近百名队员投考国民党在武汉举办的战干团和空军学校。西安各救亡团体发动了十多个战时工作团到临近战区的沿河各县，进行战时动员和组织工作，组织前线慰劳队到黄河沿线的国民党驻军中慰劳并做宣传鼓动工作。到193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已有十五个、人数近四万。
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共赴国难
陕西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的地方。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共陕西地方组织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加大统战工作，全力推动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共陕西省委加强了在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中的统战工作。西安事变后，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中共陕西省委在该军秘密建立了工作委员会。这支部队的大批士兵和中下级军官成为共产党员，赵寿山等高级军官也加入了共产党，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秘书宋绮云都是共产党员。孙蔚如、李兴中等主要将领，后来都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中共组织的统战工作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原第十七路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支劲旅。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抗日战争时期，三十八军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积极参军，坚持生产
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忙。全民族抗战时期，陕西以九百三十七万人口、三千六百九十二万余亩耕地，从人力、财力和物力方面支援前线，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西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兵员。陕甘宁边区有三万多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边区村、乡、县各级还建立了抗日民众自卫军，到1938年底自卫军人数达二十二点四万人，成为陕甘宁边区保卫河防、清剿土匪等军事斗争的主要力量。此外，边区民众支前一百五十四万人次。
据国民党陕西军管区统计，全民族抗战8年间，陕西实征兵员总计一百一十五点六万人，连同志愿兵等兵员在内，共训练壮丁在一百六十万人以上。这些兵员主要分布在孙蔚如部第四集团军（原十七路军）、高桂滋部第十七军、高双成部第二十二军、武士敏部第九十八军。1942年至1945年直接送往中国远征军的陕西兵员数为六万三千五百八十九人。此外，陕西1937年7月至1943年4月，征雇军用民夫九十三万一千五百九十六名；1939年12月至1941年11月，共征用筑路民工七十三万一千五百八十名。
陕西还为抗日战争贡献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陕甘宁边区共交纳救国公粮一百多万石，组织一百五十万匹牲畜运送抗战物资，做军鞋二十多万双。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1940年的九万石，1941年的二十万石，1942年的十六万石，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粮食。”“仅有一百五十万人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万公家人。”
陕西还驻扎着胡宗南的四五十万军队和四五万军校学生，其军粮均取自陕西。阎锡山的部队每年也要向陕西采购军粮十余万石。1937年7月至1940年6月，全省即征拨军粮高达一千八百零四点一九万斤。当时，全国纳粮各省平均每人负担不过零点五七四石，而陕西省每人竟达一点五六四石。
七七事变后，陕西工商业界坚持生产，保障军需民用，支援抗战前线。从武汉迁到宝鸡的荣氏企业申新纺织四厂，经两年多的努力恢复生产。为防止日机轰炸，申新纺织厂经理李国伟带领职工在宝鸡长乐塬山脚下开挖窑洞二十四孔，总长一千八百米，容积达到一万五千五百多立方米，于1941年全部建成窑洞工厂。该厂每年生产棉纱一点一二万至一点六八万件，棉布十二万至十六万匹，制成军装运往抗战前线。著名实业家韩威西等人于1937年创办西北化学制药厂，生产药品计有五百余种，供给前线抗战部队和陕西后方医院。
陕西军民把各种战时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前线和西南、西北大后方，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
坚守黄河防线，开展反空袭斗争
1938年3月，日军逼近潼关，企图侵占陕西。陕西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和华北、中原抗日军民的后方基地，更是连接西北、西南大后方的重要枢纽。无论是晋陕交界的千里黄河防线，还是豫陕交界的潼关要隘，都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但是在整个抗战时期，除府谷县城曾陷落几个小时外，陕西未被日军侵占过。究其原因，一是建立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党军队密切合作坚守千里黄河防线，有效地保卫了陕西的安全；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南太平洋作战中接连失利，极大地削弱了在中国战场的作战能力。
八路军在黄河两岸的英勇抗战，是阻止日军侵占陕西的重要力量。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黄河防线，府谷至宜川段由陕甘宁边区防守。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部分兵力组成留守兵团留守陕甘宁边区，固守黄河河防。1939年8月，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奉命返回陕甘宁边区，进一步加强边区保卫河防的战斗力量。八路军河防部队从1938年至1942年，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一百余次，挫败了日军对黄河河防的屡次进犯。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有效防御，对保卫陕西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原陷落后，国民党设立以蒋鼎文为主任的西安行营，负责神府、宜（川）韩（城）、潼关地区的河防。1938年11月，国民党在南岳军事会议上调整并增设了部分战区。其中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辖山西及陕西榆林地区，战斗正面沿黄河东岸偏关至风陵渡；蒋鼎文的第十战区辖陕西，战斗正面沿黄河西岸宜川至潼关。这两个战区的主要任务就是固守黄河天险，确保陕西。1941年5月，日军集结六个师团、两个旅团的兵力，从东、北、西三面大举围攻中条山。国民党以七个军配置于中条山与日军会战。日军虽最终占领中条山，封锁了晋南黄河沿岸各渡口，但由于损耗过大已无力再过黄河。
保卫黄河防线，保卫陕西，保卫大西北，是当时陕西军民的重要任务，三秦子弟以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西进锋芒。中条山位于晋南，横亘黄河北岸，东西蜿蜒三百余里，是陕西关中和河南西部的重要屏障。1938年7月至1940年10月，陕军孙蔚如部坚守中条山，与日军展开殊死战斗，先后粉碎多次日军“扫荡”，牵制日军三个师团，有力地保障了关中的安全。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在《第四集团军抗日战争概略》中追述“战中本军伤亡二万，而敌更过之”。仅扶风、千阳两县被孙部征调的军用民夫，就在中条山阵亡一百五十余人。
陕军高桂滋、高双成等部英勇抗敌，保卫河防。高桂滋部第十七军自1939年3月起担任中条山防务，1941年7月在中条山战斗中伤亡惨重，1943年10月调防宁夏固原。第十七军连续作战六年，参加大小战役一百多次，排以上干部牺牲受伤者两百多人。高双成部第二十二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大力支持下，扼守绥远伊克昭盟和陕北神木、府谷河防，参加大小战斗近百次，保卫了神府黄河防线。1941年9月，日军两个师团围攻坚守中条山的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壮烈殉国，全军伤亡万余人。
陕西军民还积极开展反日军空袭的斗争。1938年11月20日至1941年10月26日，日军空袭轰炸延安十七次，投弹一千六百九十枚，致死致伤三百九十八人。1937年11月7日至1945年1月4日，日军空袭轰炸陕西国统区五百六十七次，出动飞机三千七百八十九架次，投弹一万三千六百一十枚，致死致伤一万零七十三人，毁房四万三千八百二十五间。日军空袭轰炸范围遍及全省五十五个市县，西安、宝鸡、潼关、安康、武功、南郑是其轰炸重点。日军飞机轰炸之处，房倒屋塌，对陕西人民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陕西军民积极开展反空袭斗争，力争减少轰炸损失。陕甘宁边区成立延安防空司令部，对防空纪律作了严格规定，紧张有序地组织群众疏散。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也成立了防空司令部，统一进行全省的防空指挥和消防、救护等工作，在西安等地配备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对付日机的低空轰炸。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