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曾经想象：中文打字机是一种尺寸大得惊人、几乎有房间那么大的机器。一个世纪以来，中文使用者在发明中文打字机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尝试、经历种种失败或成功的故事，反映了中文如何突破字母文字霸权而融入全球化信息时代，重新获得独特地位的努力。

　　“中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斥在打字机的制造范围之外，这是因为中文字符不同于英语字母，中文字符是表意文字，而不是表音文字。也就是说，由于中文天然是方块字、没有字母，这就导致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最早的可批量生产的中文打字机只存在于大众的想象中。1900年1月，《旧金山观察家报》上有文章称……它配有一个长达12英尺的键盘，其上有5000个按键……把两个房间打通，才放得下这台大家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的研究方向是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在这部《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里，他追溯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文打字机发明、衍化的一段历史，揭示了技术语言学背后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根源，以及两种异质文明的冲撞与这种冲撞所引发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

　　墨磊宁在研究中没有简单地把问题归结为“语言帝国主义”。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并不涉及某种特定语言的支配性或霸权地位，不同于通常在现代的某些殖民地语言政策中看到的情况，即把一种支配性语言强加给一个从属性群体。墨磊宁认为，相比帝国主义语言的霸权体系，更重要的二元对立表现在：一边是形式多样、为数众多的虚义文字，一边是形单影只却覆盖广袤地域、跨越漫长历史的实义文字——中文。

　　以欧美为中心的语言霸权体系曾经试图将西方和非西方的各种文字统统纳入其权力结构，而中文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游离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西方以漫画等嘲讽手段表现这种想象中的、集结了成千上万个按键的、巨大的中文打字机在技术上的荒谬感，暗示着中文只有字母化才能被纳入全球化的语言信息秩序，包括鲁迅、陈独秀在内的一批民国学人当初就出于这种设想而激进地要求汉语字母化，西方学者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则批评中文书写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对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

　　若想打破这种成见，需要依赖技术的力量。技术，才是最有力的武器。所以，《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的核心是一段技术文明的历史，作者展示了中文打字机如何突破“雷明顿”打字机体系包围的过程。作者所揭示的是，创建真正符合汉字结构、搜索和检索的信息处理系统，技术从来不是壁垒，制造壁垒的从来都是——人。

　　这部作品讲述了百年来各种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过程，包括常用字检索、字体设计、部首顺序、活字印刷等相关技术，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努力。法国汉学家包铁的“拼合活字”汉字拆解法，尝试把中文按照偏旁部首拆分；汉学家李格昂编写的214部首表；传教士谢卫楼与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干脆像个日晷；中国留美学生周厚坤和他基于3000个常用汉字而设计的中文打字机，他设计的打字机是个大滚筒；祁暄和他的拼合式打字机，其特点是用尽可能少的元素来呈现构型多样的中国文字，还有舒震东、俞斌祺等人的发明……陈立夫发明了一套汉字检索系统，名为“五笔”，“五笔”检索系统是在北伐战争时期成形和试验的。

　　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发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机”，这才彻底重整了中文打字机的思路。他把打字过程转化成了搜索过程，和今天的各种中文输入法类似。由此，中文打字机被证明是现实可行的。林语堂为了这项发明投入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并因此欠下巨额债务。很可惜，当时明快打字机没有获得投入商业量产的机会，但它确实是现代中文信息技术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的例证，标志着“输入”的诞生，而“输入”的核心意义指向未来互联网时代的技术语言环境。在钱锁桥撰写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里，林语堂说：“我期望中文打字机的发明能够为中国办公商务的现代化扮演重要角色，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工业时代。”

　　此后，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了中文打字部门来研发这项技术并投入实际使用，中文打字机越来越成为新闻、金融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具，对打字员的需要也愈盛，“女打字员”成为新兴的一项女性职业，年轻的女打字员被打造成现代办公室的标配。中文打字机的研发与市场开发，也一直夹杂着与“雷明顿”打字机、日文打字机的较量。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记述的是技术文明史，但作者不忘时刻提醒读者，所有的技术支撑都建立于文化理念之上。关于中文打字机的历史书写，墨磊宁的计划是两部作品，另外一部将讲述20世纪下半叶和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中文在语言技术方面的突破。打字机及输入法的突破，是一个国家突破瓶颈的重大标识，显赫而光照四野。

　　（林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