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头一本新著《他者之境》，副标题是：“当代法国思想家随笔”，记述了作者杜小真在各种机缘中与之有深切交往的那些法国哲学家们。萨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风靡一时，杜小真就是《存在与虚无》的译者之一和审校者，而我的另一位老师王炜则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文集当然也少不了对萨特的好友加缪的评论，杜小真翻译的《西西弗神话》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西方哲学经典，它在文学界的影响甚至更大一些。就萨特与加缪两位二战前法国精神领袖的论战，作者认为，从后来看，还是加缪是对的。甚至萨特与梅洛-庞蒂之间的冲突，现在看来也是梅洛-庞蒂的立场更为可取。

　　我们和作者一样，最早喜欢萨特的存在主义，不仅是从海德格尔或卡夫卡的角度去理解萨特，而且也深受萨特那句话感染：“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那时国内最红的哲学家就是尼采、萨特和弗洛伊德了，那是一个迟到了半个世纪重新发现萨特的时代。早在八十年代初武汉大学陈修斋之子陈宣良等人就译出了《存在与虚无》的初稿，经过杜小真细致的整理校订，足足花了四年的时间才最终将这部大书译完。当时北大外哲所所长洪谦先生一直鼓励杜小真，要不畏人言，将萨特这部哲学经典尽快翻译出来。《存在与虚无》1986年3月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出版，厚厚的一大本当年定价仅是5.1元。后来杜小真又写了《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成为萨特哲学在国内最早的介绍者和最重要的研究者。

　　《存在与虚无》一书写于1942年前后，当时的法国正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法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在英国的支持下也正蓬勃兴起。萨特书中所说的虚无的自由的意义如果在法国抵抗运动的背景中就能理解得更为深入透彻了，正如从1927年前后魏玛共和国的精神状况更能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的“决断”和“向死而生”的意义一样。

　　《应该感谢他》一文中这样写萨特：“在这个对真理的兴趣大大小于对意义的兴趣的时代，纪念萨特诞生百年和逝世25周年，我们不是为了要纪念一种揭示真理的思想，一个绝对正确的人物，而是要回顾这种思想，这个人物在我们的历史中所制造的‘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启迪和教诲，还有那与之联系的那么多的难忘的记忆。我还是要说，无论如何，萨特是值得纪念的人物，想到他，我们会心存感激：一如二战前后受创伤、迷惘的人们感激他的召唤，一如法国犹太人感激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如访问过中国的法国知名哲学家利科、马里翁、以及去年去世的德里达等感激他在精神上的重要影响。的确，他被视作最后一位有勇气想用自己的思想和精神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与世界的面貌的哲学家，当然他的追求并没有成功。但无论在什么时候，知识分子似乎都难以逃脱‘责任’和‘社会关怀’的诱惑，难以拒绝这种‘勇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还会常常想起萨特，想起他的《存在与虚无》的原因吧。”

　　萨特的“介入”哲学在那个时代具有一种反抗的实践意义，对于二十世纪法国哲学来说，也具有思想革命的意义，因为在萨特之前法国哲学一直充满着学院派的陈腐之气。存在主义法学认为，法的存在是法学的出发点，法的本质、法的效力存在于法的事实即具体的案件和具体的法律冲突之中，而不是存在于抽象的法律规范之中；法的内涵包括正义、自由、秩序、个人尊严、安全和生存等，而自由是法的至上原则和最大价值。

　　所以说，萨特是一位哲学家，不过，他的最大成功，不是他的哲学理论，不是他要把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起来的体系构建，哲学家的萨特的贡献在哲学之外。“他把哲学置于哲学本身之外，置于大街、咖啡馆而不是大学之中；置于人民的历史而不是永恒的教诲之中；置于社会政治而不是个体意识的秘密之中；置于小说和戏剧而不是枯燥的专家的论著之中；置于介入的报刊而不是清谈的沙龙之中。国际哲学学院主办的杂志《笛卡尔街》的萨特专辑‘萨特反萨特’（2005年1月）的前言中特别指出：‘萨特为每个人开启了哲学的权利，在1950年到1970年间的许多年轻人，在世界各地并且在不同的领域，都获取了这种权利’。也就是说，萨特要把哲学移情于民众，使之趋向具体。所以，就是萨特在1943年战争发生根本转折时期发表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也往往被人视作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反附敌宣言’，‘自由本体论’。”

　　德勒兹对萨特有这样一段评价可以用来作为注脚：“在解放时期，人们奇怪地蜷缩在哲学史中。人们刚刚知道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统称“3H”），我们就像年轻的猎狗一样奔向一种比中世纪还要糟糕的经院哲学。幸运的是有了萨特，他是我们的外在，他真是后院里吹出的一股清风。”为此，我们应该感谢萨特。（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