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政绩？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早在9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被严密封锁的中央苏区，就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人用最朴实的行动写明白了：政绩好不好，从来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从来都是老百姓说了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央苏区，我们党开始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没有空泛的表态，也没有任何虚招，用朴实的行动诠释了一件事——什么是老百姓认可的政绩。
老百姓认的，永远是说话算数、心里装着他们的人
老百姓认一支队伍、认一个政权，最先看的，是你说话算不算数，心里有没有真的装着他们。
1929年2月的瑞金大柏地，接连失利、转战至此的红四军，已经到了“弹尽援绝之时”。正值除夕，当地老百姓因为不了解这支队伍，大多躲进了山里。为了打赢接下来的战斗，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商议后，决定暂时借用老百姓家里的粮食应急，郑重写下每一张欠条。三个月后，红四军回师大柏地，把欠的粮食一分不少地全部兑还。经过这件事，当地老百姓都说“红军说话算数”。
《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刻在每一个苏区干部心里的行为准则。
在苏区，你能看到这样再朴素不过的场景：为了解决沙洲坝村民常年喝脏塘水的难题，毛泽东带头破除“挖井坏风水”的旧俗，扛起锄头挖水井；朱德忙完军务就下田，帮农民插秧收稻；张闻天戴着高度近视眼镜，为独居的红军家属砍柴；邓小平冒着烈日，帮助红军烈属犁田……还有被百姓叫作“穷人的主席”的方志敏，他经手的款项多达数百万元，却一分一厘都用于革命事业。母亲因为家里负债来找他要钱，妻兄为了营救因他被捕的妻子来找他筹钱，他一一拒绝，直言自己当的是穷人的主席，手里的钱，只能为老百姓办事。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迅速发展壮大，创办了一大批厂矿，工业建设蓬勃发展，群众生活日益改善。
中央苏区时期的共产党人，早就想明白了一个最根本的道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所以，后来苏区发行公债支援革命，老百姓纷纷节衣缩食，哪怕忍饥挨饿，甚至变卖金银首饰，也义无反顾、倾其所有踊跃购买——这就是老百姓用实际行动投出的“信任票”。
群众的柴米油盐，就是共产党人的头等大事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不是靠表态，而是要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让老百姓可感可及。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郑重提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二苏大会”上被毛泽东称赞为“真正模范的乡政府”——兴国县长冈乡、上杭县才溪乡，之所以能成为全苏区的“模范乡”，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把群众的生活小事，当成了自己的头等大事。1933年闹夏荒，长冈乡群众缺粮断炊，乡苏维埃政府专门组织人手，从200多里外的公略县调运粮食过来救济；贫苦农民马荣海家的房子被火烧了，乡苏维埃政府立刻发动群众帮工捐料，三天就帮他盖起了新房。在才溪乡，红军家属生病了，有人代为请医买药、喂牲畜、看护老人小孩，解除前线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
中央苏区时期，只有240万人口的赣南苏区，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前参战，几乎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老百姓有什么难处，党和苏维埃政府就想什么办法。为解决劳动力短缺、生产困难等问题，1934年1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联合颁布《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带头执行条例，帮红军家属和贫雇农干农活。针对留守妇女参加生产和苏维埃工作没人带小孩的难题，1934年2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部专门出台《托儿所组织条例》，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办托儿所，让工农群众的孩子能就近入托。也难怪苏区群众发自内心地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真正的政绩，不仅要顾好眼前的柴米油盐，还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哪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连天战火里，苏区的党员干部也始终在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就拿文化教育来说，国民党统治时，当地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10%左右，绝大多数穷苦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而在苏区，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努力下，普遍建立了俱乐部、列宁小学、夜校、识字班、列宁室等，大力开展扫盲识字运动。根据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2931个乡里，一共有3052所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在校学生近9万人，苏区大部分适龄儿童都能免费上学。像兴国县长冈乡，过去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老百姓，后来都能认四五十个字，少数能认七八十个。毛泽东在“二苏大会”报告中自豪地说：“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好政绩，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靠双手干出来的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支传唱至今的兴国山歌，就是老百姓对苏区干部作风最直白的褒奖。好政绩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靠双手干出来的。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里就说得很清楚：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1933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讲得更通俗：“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正是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成了苏区干部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中央苏区第一位女县委书记李坚真，1931年担任福建长汀县委书记时，就靠着“腿勤、手勤、嘴勤”的“三勤”要诀，经常往下面跑，往群众家里钻，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群众需求，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把长汀县治理得井井有条，毛泽东都夸她“这个女同志不简单”。
我们现在熟知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正是在一次次的调查研究、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的。1931年夏天，毛泽东向李坚真了解闽西土地革命的情况，李坚真反映，有人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也有人主张按劳动力分，老人、小孩只分三分之一，妇女只分半份，妇女和多子女的群众意见很大，她提议“按人口平均分配”“中间不动两头平”。毛泽东把这些来自群众的真实诉求和实践经验，总结成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政策，顺利推进了赣南、闽西苏区的土地斗争，让贫苦农民第一次真正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
苏区的革命岁月，始终伴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物资匮乏、财力紧张，军民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越是难，苏区的干部越是吃苦在前、带头担当，创造了被毛泽东盛赞的“第一等的工作”。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夕，由于苏区的青壮年大多参军上了前线，致使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其中兴国县最为突出——全县80%的青壮年都参军参战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头等大事。当时的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蔡畅，带头打破“妇娘犁田，要遭雷劈”的封建迷信，自己先学会了犁田、耙田，然后组织妇女成立耕田队、劳动互助组，培养了一大批耕田能手，带领苏区妇女撑起了农业生产的“半边天”，有力支援了反“围剿”战争。
苏区干部从来不讲价钱、不讲困难，正如苏区女干部危秀英回忆的那样，“执行上级指示不过夜，上级指到哪里就干到哪”，再难的事，也能靠着一股子韧劲，干出实实在在的成效。今天，当我们回看苏区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能从一个维度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核心密码——答案就在给老百姓还回去的每一斤粮食里，在三天就盖起来的新房里，在一瓢瓢清冽的红井水里，在孩子们读书的课堂里……
共产党人的政绩，从来都是“为民办事、为民造福”。政绩好不好，最终的阅卷人永远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