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青海果洛班玛地区，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到雪域高原，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纾国难。1949年，随着西宁解放的胜利号角吹响，青海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一部从革命觉醒走向城市新生的宏伟篇章就此开启。

　　暗夜星火：早期革命斗争足迹

　　20世纪3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党的组织活动逐渐活跃起来。1932年11月至12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共产党员吴鸿宾和王建三到兰州，与先期到达的孙作宾等正式组建中共甘宁青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统一领导三省党的工作，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青海在马步芳集团的专制统治和坚决反共的政策高压下，几乎成为一块密不透风的“墙”，外部力量极难渗透。因此，特委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甘肃，对青海只是撒播“种子”，做些渗透联络工作。特委只工作了8个月就遭到破坏，受当时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始终没有在青海建立起中共党组织。

　　1934年，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出发北上。其中，红二方面军跟随左纵队途经青海果洛班玛地区，并在停留的20多天里，同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结下深厚情谊。红军通过书写标语、发放传单、演出红色戏剧等形式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革命理念。他们向群众讲述家国危难，阐释我党的北上抗日方针，极大影响和鼓舞了班玛人民，保证了红军长征的顺利挺进，也在雪域高原播下革命火种。至今，在子木达沟口石壁上仍可看到“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大幅标语。

　　除开展多形式宣传活动外，红军严格遵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更是深深铭刻在当地牧民心中。亚尔堂乡扎洛村的扎西老人曾回忆：“战士们行军走路从不踩踏庄稼，住宿寺院绝不拿一件供品。当时，在村外的山坡上、马柯河边扎满了帐篷，还有很多人住在露天、生着篝火。有几位红军战士住在我家屋檐下，生火做饭时不小心把垫木烧着了，虽然不严重，但红军领导知道后，还是严厉地批评了他们，事后还来我家赔礼道歉并且赔偿了损失。”

　　牧民从一开始躲着红军到主动邀请红军来家住，队伍从找不到老乡到每天为大家挑水砍柴修房屋，这一转变源于红军纪律严明、尊重民族风俗，最终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与支持。红军离开后，班玛群众特意将子木达沟改名为红军沟，并将红军留下的锅、马鞍子、马钗子、草帽及使用过的手榴弹等珍藏起来。与此同时，当地还流传出一首歌谣：“红军走了，村寨空了；村寨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寇从善：毛主席派回的红色战士

　　在1940年的一份《抗战中甘宁青党的工作》报告中，对党在青海的早期活动有如下记述：“青海只有两个共产党员在活动，而且都还是1939年2月间才派去的。一个是马列学院毕业的赵某，因他是青海人，中央即派他（到）青海工作。另一个是由甘肃工委派去的罗某，他是陕西人，因他父亲到青海某机关工作，甘肃工委决定他借此机会去青海开辟党的工作，已打入西宁一个学校内活动。”经考证，档案中化名“赵君侠”的赵某，实为最早来青海开展秘密活动的共产党员寇从善。

　　寇从善1915年10月出生于青海湟中上新庄窑滩村，早年赴西宁求学，后相继在南京、北平的蒙藏学校就读。1935年，寇从善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赴河北农村宣传我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之后，他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斗争中。1938年初，寇从善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李先念、张明远介绍，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寇从善在马列学院毕业，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和秘书长王首道找其谈话：“毛泽东同志听说你是青海人，指定你去青海开展工作。”

　　当时的青海被马步芳集团牢牢控制，他们利用地理位置闭塞、民族宗教多样复杂等条件，严设关卡阻拦外界人士进入。寇从善作为“赤色分子”，受到了严密监视。在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下，经过多方努力，寇从善隐蔽身份潜回青海，到民和三川地区的一所学校任教师。其间，他暗中调查马步芳集团对人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情况。适逢旱年，粮食歉收，他联络其他教员鼓动农民抗交苛捐杂税，要求当局减免赋税。遭到镇压后，便转至贵南、同德等地开展斗争。在这里，他继续对马步芳集团的血腥统治和疯狂掠夺情况进行系统调查，同时搜集了大量军事情报。

　　1945年5月，寇从善不幸被马步芳爪牙逮捕，要他交代从事地下工作的经过。寇从善坚贞不屈，几个士兵恼羞成怒，用铁锨、马刀轮流烤红放到他的脊背等处，严刑拷打4个多小时，没有从其口中得到一句有用的话。看着昏死过去的寇从善，他们认为“那个留分头的尕娃”必死无疑，便回去复命。经过秘密救护，寇从善从死亡边缘被拉回，却落下终身残疾。

　　民众觉醒：抗日救亡中的物资捐赠

　　红军长征和早期中共党员的活动逐步促进了青海民众的觉醒，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身处大后方的青海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高原之上，大家奔走呼号，先后成立青海人民抗敌后援会、国民精神总动员青海分会等抗日团体，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工作。《青海民国日报》等地方报刊开辟抗日文艺专栏，持续刊发关于抗日的报道及文艺作品；全省各中等学校普遍增设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各地设立民众识字处，并将《抗日千字文》《四字经》作为教材，推动抗日宣传与民众教育相结合。

　　在积极的抗日宣传下，青海各族同胞被广泛动员起来，以空前的团结与牺牲精神，踊跃输财输物以纾国难。全省各界多次发起献金、献机、献马、捐寒衣、寄慰问信等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据青海省档案馆藏档案记载，抗战期间，青海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折合法币超过200万元，这对于一个人口稀少、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来说，实属不易。1938年2月，全省各界人士为慰问抗战将士举行募集现金竞赛活动，仅西宁就募集献金4889.56元（银元，下同），互助等6县献金1973.54元；4月，全省各学校捐款3643.48元；7月，在纪念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青海各族各界献金3日，共募集6000余元。1939年4月，各学校响应“中国儿童号”飞机筹募活动，成立筹募儿童号飞机捐支会，广泛参与献机运动。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踊跃劝募，成为抗战动员中独具特色的组成。此次活动共募得3000余元，对比其他省份所筹之款毫不逊色。

　　抗战时期的青海人民献金捐物记录 青海省档案馆馆藏

　　除献金、献机外，青海民众还积极开展献马捐物活动。抗战期间，青海共向前线征送及捐献军马6143匹，募捐羊皮10万张。这些物资通过艰难的运输线路，源源不断送往前线。在一份份抗战动员记载和物资捐赠记录里，凝聚着大家最朴素而炽热的报国之心。这些珍贵的红色档案，共同勾勒出青海各族人民不畏艰难投身救亡图存的壮阔图景，生动诠释：青海虽远，爱国心近；力量虽薄，贡献甚诚。

　　燎原之势：解放建政与铅墨破晓

　　前赴后继的革命星火与抗战烽烟，为青海解放铺就了基石。1949年9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军先遣骑兵侦察队600人抵达西宁，标志着西宁正式解放。6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仪式，受到西宁各界群众两万多人的热烈欢迎。8日，西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与西宁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冼恒汉任军管会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刘枫任市长，钱平任副市长。西宁的解放，彻底终结了马步芳集团在青海的统治。此后，各地相继迎来解放。至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标志着青海正式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而在此过程中，各族群众的积极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据档案记载，永靖群众提供牛、羊皮筏子帮助解放军渡河；西宁解放当天，民生汽车公司工人驾驶13辆卡车出城迎接解放军，百姓的欢呼声响彻云霄。这些档案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在青海的生动实践。

　　1949年9月人民群众欢庆西宁解放 青海省档案馆馆藏

　　1949年9月人民群众欢庆西宁解放 青海省档案馆馆藏

　　枪声甫定，铅墨即起。解放军将在马步芳集团统治下受剥削的人民解放出来，而要继续解放思想，恢复生产，建设新青海，则需要进一步的宣传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青海日报》应运而生。1949年10月20日，《青海日报》正式创刊，作为解放后出版的首张大报，也是研究青海解放初期宣传工作的关键史料。翻开青海省档案馆藏《青海日报》创刊号，我们可以看到，这份报纸采用了右起横排的报头设计，编号为“第一号”，在头版左侧约四分之一的版面刊发题为《各民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新青海而奋斗》的社论，以此为报纸代创刊词。社论开篇指出：“本报于创刊之始，首先向全省各民族各界人民，祝贺青海的解放，向歼灭马匪解放青海的人民解放军致敬！向反抗马匪而积极支援解放军的人民致敬！……青海及西宁的解放，不仅彻底摧毁了马匪反动的封建军阀统治，从‘土皇帝’魔爪下解放了人民的土地，巩固着祖国的边疆。在政治上，将各族人民从马匪残酷刮削屠杀中解放出来，终止了几千年来由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仇视、落后穷困，将在中国人民的政党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指导下，开始各民族平等互助，亲密团结，共同努力创造和平幸福的生活。”《青海日报》作为青海省委机关报，紧紧围绕政权建设、恢复经济等中心任务展开报道，既鲜明准确地传达党的主张，又立足社会实际进行宣传教育，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同党和政府一起建设新青海，成为群众了解党的政策、认识新政府的窗口。

　　《青海日报》创刊号 青海省档案馆馆藏

　　《青海日报》出版不到1个月，报社便收到了毛主席亲笔题书的“青海日报”4个字的报名。在中央人民政府初建、百废待兴之际，毛主席仍心系祖国西陲，专为一张省报题字，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青海地区的深切关怀。12月9日，《青海日报》正式启用毛主席题写的报名，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从马背上传递的星星之火，到各族人民群众共赴国难的赤诚，再到青海最终迎来解放的曙光。档案卷帙间铭记着一段段滚烫的历史，这些泛黄的纸张与斑驳的墨迹，记录的不仅是军民鱼水情与英勇斗争，更是一个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精神跋涉。而这深厚的红色基因将永植于雪域高原之上，激励着青海儿女在新时代砥砺前行、开拓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