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抗日义勇军是指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36年10月杨靖宇联合十余支抗日队伍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为止，东北所有抗日武装的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包括如下几种形式：一是全部由旧部队所组成，如马占山、李杜部队等；二是小部分为旧部队，大部分由农民、小资产阶级所组成，如王德林部队；三是民间秘密结社团体形成的农民游击队，如大刀会、红枪会等；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中共党员参加这一时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的还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

　　积极宣传抗日主张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国发布了抗日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表明反侵略立场，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中共满洲省委也及时向东北人民宣传主张。1931年9月19日、22日，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这次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东北地区工农兵及劳苦大众，要认清国民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真面目，要坚决地揭露他们的无耻行径。同时，还要求东北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各级党组织开始组织党员、团员到群众中去，讲解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反动本质，组织群众武装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中共积极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爱国斗争。如1931年11月江桥抗战开始后，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动员一大批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团”到江桥前线进行慰问和宣传。1932年，在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中，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哈尔滨告士兵群众书》，号召“士兵弟兄们，要将军队枪械库的武器拿出来武装哈尔滨民众，与哈尔滨工农民众一致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批的哈尔滨民众主动参与到哈尔滨保卫战中来。

　　派出党、团员参加各部义勇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共在东北没有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当时所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

　　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的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群众支援义勇军进行抗战，并先后派遣200余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还从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选派大批骨干分子到义勇军中工作。如在吉林地区，1931年11月，驻延吉的王德林军队发生了枪杀日本“吉会铁路测量队”的事件，触怒了日本人，为促使王德林的军队早日走上抗日道路，1931年末，党委特别委派李延禄参加王德林的部队。李延禄向王德林等人晓以民族大义，恳切地说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降日与抗日的利害。王德林和官兵表示坚决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1932年2月，王德林在小城子誓师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宣布“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王德林任总指挥，李延禄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为使救国军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共东满特委和中共延吉县委又陆续派出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胡泽民、孟迳清、金大伦、刘静安、贺剑平等到救国军各部工作。中共在中国国民救国军的两个补充团中还建立了党支部，加强了党在其中的领导与影响。到1933年初，中共派往救国军中的同志达百余人，他们一部分人在救国军中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如周保中被委任为救国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指挥领导了吉东、宁安、敦化一带的抗日斗争。在救国军中，由于共产党员意志坚决、英勇善战，使党在救国军中的影响不断扩大。

　　此外，1932年1月，共产党员冯国霖将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并入李杜、丁超领导的吉林自卫军，党所领导的独立骑兵营纪律严明，作战勇敢，在舒兰、团山子等地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与此同时，中共还积极调解冲突，共同维护抗日大局。1932年，由于派系纷争和日本汉奸的挑唆，自卫军与救国军在安图等地发生争夺地盘的武装冲突。11月间，又发生了救国军刘万魁杀害自卫军马则周的事件。这种自相残杀的事件使自卫军与救国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两军之间面临即刻爆发武装冲突的危险。针对这一情况，中共吉东党委及时召开会议指出“从抗日救国一致的利害关系出发，用一切办法制止内讧”。周保中、李延禄、胡泽民等会同救国军的爱国将领，对双方耐心调解，终于制止了这场可能爆发的武装冲突，稳定了局势。

　　1933年3月，吉林自卫军中一度投降日军的高玉山再度宣布起义，成立了“东北国民救国军”，接连收复饶河等地，队伍不断壮大。中共组织派遣中共党员王挥青与高玉山建立联系，并将中共领导的饶河反日游击队编入高玉山部。

　　在辽宁地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员黄宇宙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指示，携张学良手谕，以张学良秘书身份赴东北组建“辽东抗日义勇军”。黄宇宙先后联系了徐达三、孙秀岩、唐聚五等有抗日思想的革命军人。经过努力，唐聚五等人表示，待时机成熟举旗抗日。1932年3月21日，唐聚五等各部在桓仁集会，会议决定组建辽宁民众救国会，下设辽宁民众自卫军，唐聚五为总司令。辽宁民众自卫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军队中设立宣传队。宣传队深入部队和群众，以写标语、发传单、抗日演讲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这可以说是辽宁民众自卫军区别于其他旧军队的一个显著标志，它对于启发民众和部队官兵的抗日觉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改变官兵的精神面貌，改善和加强与群众的关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932年5月，共产党员邹大鹏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任政训处处长。他在邓铁梅部队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帮助邓铁梅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向广大的战士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提高了部队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邹大鹏还协助邓铁梅建立农民协会，起草农民协会章程，推动当地农民参加革命队伍。

　　在黑龙江哈尔滨以东，抗日武装影响最大的是孙朝阳的“朝阳队”。共产党员赵尚志来到该队，并与珠河县委派到队中活动的共产党员朱启东等人取得联系。赵尚志以自己的善战多谋，赢得了孙朝阳的信任，被孙朝阳任命为“朝阳队”参谋，为朝阳队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顾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发的阶级矛盾新变化和各阶层人民抗日救国的迫切要求，一再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强调“打土豪分田地”，不加区分地斗地主、斗富农，没收其财产，遭到具有反日思想的中小地主的反对。此外，还不加区分地排斥山林队等反日武装，造成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孤立，甚至遭到地主武装和山林队等的进攻，致使中共领导的游击队遭受损失。

　　1933年初，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以纠正。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指出“不仅满洲的工人农民苦力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学生、城市贫民）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极端敌视，而且有一部分的有产阶级直到现在对侵略者抱敌视态度”。因此，要“尽可能的（地）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走向低潮的关键时刻，中共统战政策的调整，对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指示后，及时调整了统战策略，有力推动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使东北各地的抗日事业，又呈现出生动蓬勃的局面。如南满的一些抗日军，有的是东北军的残部，有的是由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大刀会”改编的，还有的是山林队。他们虽然打起抗日旗号，但军纪败坏，组织松散，再加上前期受“左”倾政策影响，使得中共内部很多人对于统战政策的转向难以适应。但是，杨靖宇等人力排众议，坚持联合他们共同抗日。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袭扰日军屡屡胜利，加之游击队平素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群众威望高，因而有抗日思想的山林队就弃暗投明，纷纷投奔到游击队中来。1933年，游击队收编了“唐山”“靠山”“世界好”“中国人”等十几支山林队，组建了江北联合抗日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司令，李红光为参谋长。杨靖宇联合各支山林队在粉碎敌人“围剿”，攻打营城子、吉昌等战斗中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对那些抗日意志不坚定、有所反复的军队，只要他们抗日，中共也尽量帮助与支援他们，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抗日，如反复投日的伪军宋国荣部，当遭到日军包围袭击时，杨靖宇在关键时刻，不计前嫌，迅速出兵，使日伪军仓皇逃走，宋国荣部得以解围。后该部参加了抗日联合军江北指挥部，同红军并肩作战。

　　总之，中共领导的各支抗日游击队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摆脱了涣散溃败和孤军奋战的困境，重新获得了快速发展。到1937年11月，以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为核心，建立了抗日联军，共十一个军，人数达三万多人。这时，中共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将东北的抗日斗争推向斗争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