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枝。”初冬的开封，正是赏菊的好去处。

　　第一次到开封府赏菊，还是十多年前，岁月模糊了诸多见闻，唯有一幕还记忆深刻，现在想来心里仍不是滋味，那就是包拯像前的哭声。

　　起初，我以为是一段录音，或是一场演出即将开始的序幕，谁知那哭声此起彼伏，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就好奇地向导游问个究竟。“你们觉得这很奇怪，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常有到访者对着包公像吐露心事。”导游语气平淡，却让我心头沉重了许多。我不禁想到此前看到的一个视频：在一出包公戏的演出现场，观众正沉浸在戏曲中，一位女士忽然手持一叠材料冲入表演现场，俯身在包拯面前号啕大哭。这不是提前安排的表演，而是真实的插曲，令众人惊愕不已。工作人员迅速反应过来，立马劝那位女士离开。

　　这两件事，看似偶然，实则有着共通的内核。它们是百姓心底对公正的殷切期盼，也藏着一份令人五味杂陈的朴素执念。

　　前不久，我到开封府看了两场包公戏曲——《铡赵王》和《铡美案》，不禁有了更深入的想法。《铡赵王》说的是，北宋仁宗年间，赵王仗着自己拥有皇室宗亲身份，骄横跋扈、目无法纪，强抢人妻。包拯接状后，经过一番调查，将赵王押至大堂审问，赵王起初以皇亲身份叫嚣，拒不认罪，还搬出仁宗与太后求情。包拯当众细数其强抢人妻、杀人灭口、火烧民庄等罪状。仁宗得知消息后赶到，因顾及亲情与太后施压，一度犹豫，想从轻发落赵王。包拯正气凛然地直言：“为了大宋江山，为了庶民百姓，不怕丢掉乌纱，也要将你定斩不饶……”他据理力争，强调“国法条律大如天，犯法同问罪”，哪怕粉身碎骨，也要维护律法公正、为百姓伸冤。最终，仁宗被说服，默许包拯按律执法。随着围观者“杀杀杀”的呼声，赵王被押至龙头铡下，伏法受诛。

　　《铡美案》的故事熟悉的人就更多了。忘恩负义的陈世美科举夺魁后成了驸马爷，便抛妻弃子。其妻秦香莲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开封，陈世美担心自己荣华富贵的大好前程被毁，将母子三人赶出宫苑，并指派韩琦杀人灭口。韩琦得知原委后，不忍对母子三人下手，遂自杀身亡。随后，走投无路的秦香莲将陈世美的罪状告到包拯面前。包拯巧设计将陈世美骗至开封府，并在公主和皇后赶来解救之前，抬出铡刀，斩了陈世美。

　　这两场演出场面威武、扣人心弦，观众无不拍手称快。人们都说，这两出戏，艺术地再现了包拯铁面无私、刚直不阿的威严形象。

　　“整个开封府，不管是大案小案，不管是民事刑事，不管是起诉还是审判，都由包拯一个人负责，最多还有个公孙策，在幕后辅助一下。”一位同事看完戏后感慨道，“可是，包拯将嫌犯处决得这么迅速，当事人连申诉的权利都没有啊！”同事的想法，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样断案，是否能充分保障公平正义？

　　实际上，通过查阅历史资料可知，包拯担任开封府尹只有一年多的时间，然而受戏曲演绎的影响，在不少观众心中，包公与开封府是绑定在一起的，包拯断案的故事都发生在开封府。开封府的三口铡刀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古代并没有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所谓“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的特权，也并非宋代规制，直到明朝万历年间，才形成相关制度。

　　更遑论，戏曲里包公的黑面形象、辅佐他的公孙策与王朝、马汉，乃至家喻户晓的铡美案、铡赵王故事，大多是后世的艺术创作。可以说，戏文中的包拯断案桥段，除“包拯”这个名字是真的，其余诸多细节，皆是虚构。但是，戏虽然是假的，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却千真万确。这种渴求，穿越千年岁月，始终是民众最朴素、最简单的心愿。

　　包公戏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传唱至今，根源在于其背后承载的社会期许。在不同历史时期，司法公正始终是民众关注的核心议题，而包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艺术形象，恰好成了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以及人们困顿之时的精神寄托。

　　有人说，法律如锋利的手术刀，执法者便是操刀的医生，医术高明与否至关重要。这一比喻不无道理，但从更深层次来看，司法公正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执法者的个人素养与担当，更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毕竟，政治清明、社会公平、民心安定，终究要靠法治的力量来兜底。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句家喻户晓的唱词，道尽了民众对公正执法者的尊崇。在具体案件的办理中，我们固然需要如包拯一般坚守原则、秉公处事的执法者，为个案正义保驾护航，但相较于个体的偶然性，制度的长期性、规范性与稳定性，才是维护社会整体公正的根本所在。

　　走出开封府时，门口长龙造型的菊花在冬日暖阳中开得愈发繁盛，往来游人笑意盈盈，忙着拍照打卡。这份祥和景象令人心生暖意，也让人由衷期盼：法治的阳光能够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那些深埋于岁月里的期盼与执念，化作寻常日子里的安稳与笃定，让公平正义成为触手可及的常态。

　　（吴晓军）